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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快速推行农业合作化的地缘战略考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打破常规,举全党全国之力,有部署地大力推行农业合作化,而这一切最直接的地缘战略考量,就是反侵略战争与美帝国主义战略包围和形成战略对峙的需要。

  在毛泽东战略思考中,农业合作化不仅是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和动力,而且是反对美国战略包围的关键之举,是与当时的地缘政治环境息息相关的。1950年底,美国操纵当时的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我“美国武装侵略中国台湾案”并通过“中国侵略朝鲜案”。1951年7月,正值抗美援朝战争艰苦进行之中,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山西省委试办农业合作社。同时,美国以“同意谈判”为烟幕弹,战略预期进逼新中国放弃“解放台湾”,默认联合国同时保留“中华民国”席位,以达到“一中一台”分裂中国之目的。

  在全国抗美援朝高潮中,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党内颁布,推动全国各地互助组合并为农业合作社,掀起爱国增产热潮。以发动广大农民互助合作及各行各业爱国增产做后盾,中国人民挺住了抗美援朝的艰难时刻,成功粉碎敌对势力的经济封锁,客观上加强了我国对“旧金山体制”的战略回应。

  “旧金山体制”客观上推动我党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前酝酿与形成。“旧金山体制”源于1951年9月美国在旧金山主持的排除中国等主要参战国与会的对日媾和会议,旨在“扶植日本,遏制和分裂中国,控制亚洲”。

  在这种险恶的地缘环境下,国内农业通过提倡互助合作形势比较稳定。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3088亿斤,比1949年增加926亿斤,增长42.8%,棉花增加1718万担。1952年10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十九大,通报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想,这是我党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雏形。是时,抗美援朝战争“三八线”拉锯战正在激烈进行。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增产节约,抗美援朝是总的方针”,表达了党中央以农业合作化推动工业化赢得战争、赢得地缘政治环境和平正义的战略预期,进而构筑解放台湾最终完成统一祖国大业的整体战略。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订。此前数日,毛泽东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最深刻的阐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春,我国代表团受邀参加日内瓦会议,受到爱好和平诸多国家的欢迎和认同。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加强了对新中国的围堵。美国先后通过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巴基斯坦共同防御条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等对新中国形成了包围。

  新中国此时一方面冲破重重阻力出席万隆会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平交往;另一方面,毛泽东于1955年5月主持召开15省、市书记会议,强调农业合作化与解放台湾的关系,针对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统购统销粮食工作有五利:一利缺粮户,二利市民,三利灾民,四利城工(城市工人),五利打台湾”。党中央站在国家主权与地缘政治战略结合的道德制高点,以期通过加快农业合作化来推进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获得与敌对势力战略对峙的物质基础,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加强反美帝国主义包围圈的综合实力。这既是一条新路,也是一条直接出路。由此,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遽然掀起。可见,在当年险恶复杂的地缘环境下,党中央大力推进农业合作化高潮,很大程度上是党中央出于地缘政治的战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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