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打破常规，举全党全国之力，有部署地大力推行农业合作化，而这一切最直接的地缘战略考量，就是反侵略战争与美帝国主义战略包围和形成战略对峙的需要。

　　在毛泽东战略思考中，农业合作化不仅是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和动力，而且是反对美国战略包围的关键之举，是与当时的地缘政治环境息息相关的。1950年底，美国操纵当时的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我“美国武装侵略中国台湾案”并通过“中国侵略朝鲜案”。1951年7月，正值抗美援朝战争艰苦进行之中，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山西省委试办农业合作社。同时，美国以“同意谈判”为烟幕弹，战略预期进逼新中国放弃“解放台湾”，默认联合国同时保留“中华民国”席位，以达到“一中一台”分裂中国之目的。

　　在全国抗美援朝高潮中，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党内颁布，推动全国各地互助组合并为农业合作社，掀起爱国增产热潮。以发动广大农民互助合作及各行各业爱国增产做后盾，中国人民挺住了抗美援朝的艰难时刻，成功粉碎敌对势力的经济封锁，客观上加强了我国对“旧金山体制”的战略回应。

　　“旧金山体制”客观上推动我党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前酝酿与形成。“旧金山体制”源于1951年9月美国在旧金山主持的排除中国等主要参战国与会的对日媾和会议，旨在“扶植日本，遏制和分裂中国，控制亚洲”。

　　在这种险恶的地缘环境下，国内农业通过提倡互助合作形势比较稳定。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3088亿斤，比1949年增加926亿斤，增长42.8%，棉花增加1718万担。1952年10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十九大，通报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想，这是我党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雏形。是时，抗美援朝战争“三八线”拉锯战正在激烈进行。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增产节约，抗美援朝是总的方针”，表达了党中央以农业合作化推动工业化赢得战争、赢得地缘政治环境和平正义的战略预期，进而构筑解放台湾最终完成统一祖国大业的整体战略。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订。此前数日，毛泽东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最深刻的阐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春，我国代表团受邀参加日内瓦会议，受到爱好和平诸多国家的欢迎和认同。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加强了对新中国的围堵。美国先后通过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巴基斯坦共同防御条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等对新中国形成了包围。

　　新中国此时一方面冲破重重阻力出席万隆会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平交往；另一方面，毛泽东于1955年5月主持召开15省、市书记会议，强调农业合作化与解放台湾的关系，针对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统购统销粮食工作有五利：一利缺粮户，二利市民，三利灾民，四利城工（城市工人），五利打台湾”。党中央站在国家主权与地缘政治战略结合的道德制高点，以期通过加快农业合作化来推进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获得与敌对势力战略对峙的物质基础，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加强反美帝国主义包围圈的综合实力。这既是一条新路，也是一条直接出路。由此，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遽然掀起。可见，在当年险恶复杂的地缘环境下，党中央大力推进农业合作化高潮，很大程度上是党中央出于地缘政治的战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