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市力荐的两大农场规模已达千亩左右，还有长期雇工的存在，已经超出了农业部对家庭农场经营主体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家庭农场经营者主要是农民及其家庭成员，也可以是其他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但不能依靠雇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这是否意味着秦伟杰与老魏已经不能算作家庭农场主？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志雄认为，《意见》只是起到指导性作用。其核心精神在于尊重农业生产本身，将不愿意种地的农户手中的土地集中到更为专业化的农场主手中，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以及资源利用率。

　　在符合这一前提的基础上，家庭农场的规模与收入并无一定之规，雇工与否还不足以成为判断的标准。

　　但秦伟杰与老魏的农场还在延伸和外扩当中。

　　康绿农场在几年前，就建立了育苗基地。他借助政府组织的去外地参观学习的机会，接触到包括美国、中国台湾等地最新的品种，并试图将之引入公社之中。这也促进他与公社以外农场主的联系。除去推广品种之外，农场主之间交流还包括分析市场、避开种植同质化的作物，还有最新的农机以及政策信息。

　　而老魏期望是能够扩大与农户的合作，使得他们能够遵守自己提供的标准种植榨菜。他的目标是1万亩。

　　在杜志雄看来，康绿农场的模式尚在家庭农场的边界之内。但老魏很可能会走得太远，将农地变成食品类企业的生产基地，已经脱离了家庭农场的本意。

　　家庭农场的另一个不可逾越的原则是，农地经营权的流转必须遵守自愿原则。国研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主任刘守英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反复强调的就是，一定不要“垒大户”，致使家庭农场的发展过程中发生强制流转或是改变农地属性等行为。

　　秦伟杰与农户的流转合约每5年就要签署一次。届时村里总会上演这样一出场景：一张桌子上码放着巨额现金，村民们排着队一次性地把5年的租金领走。

　　但这样的吸引力也不足以令农民们签下更长的租约，秦伟杰对此无可奈何。而随着农地流转规模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地租也开始飙升。上一轮合约中，秦伟杰每年需付给农民的租金不过是200元/亩。但现在已经涨到450元/亩。为此，包括秦伟杰在内的农场主们会主动上调租约。

　　这样的做法当然是利益驱动，首先是怕招致农民纠纷，其次，在农地资源稀缺的当下，他们希望能够赢得更长远的使用期。

　　在秦伟杰的经营之下，康绿农场每亩营收早已突破5000元，净利润也超过了2000元/亩。

　　20余年的经验累积下来，秦伟杰清楚地知道如何进行季节套种，以及每一种蔬菜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生长得最好。譬如，西兰花天热时高产，清冷季节则不爱生长。今年春节后的一段时间里浙江气温突然上升，那几天西兰花最好低价售出，2月底因降温而价格大幅上升……

　　农业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简单来说就是要技术、经验、地理以及气候的配合方能有所收获。与农产品容易波动的产量与价格相比，所需的投入却是持续而长久的。

　　“我的模式很难被复制。”秦伟杰如是说，因为所有能力都是在漫长时间里靠那些细致琐碎的经验累积起来。虽然他人在农村，但为了把握市场行情，秦伟杰已经熟谙各种数码设备和通信工具。

　　他最大的担心反而是“政策太好了。”秦伟杰告诉本刊，“假设杭州市场每天供需平衡点是5万斤蔬菜，现在越来越多的主体进入到这个市场里，供应就会增加到6万斤、7万斤。结果就是大家一起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