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中间的区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主任刘守英在接受《中国企业家》专访时表示，此前农民手中的承包权属证书，主要作用是确立村民与村集体之间的租约关系；而此次中央政府强调的土地确权，则强调土地的产权属性。要求地方政府在真实的基础上，将土地基本要素细化并标注到证书之中，为将来理顺承包权与经营权提供法律保证。

　　除去确权问题，争议的内容还包括家庭农场的认证和注册、经营主体与雇佣关系等方面。

　　当家庭农场及其品牌在工商部门经过认证后，就从个体变成为法人。这就涉及到家庭农场的纳税与破产等问题，“为了保障农民利益，农业税是免征的。但现在升级为企业法人后，理应缴纳企业与个人所得税。两者之间是存在冲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志雄告诉《中国企业家》。但杜依然认为，家庭农场需要申请和认证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有利于政策的引导与支持。目前在宁波，家庭农场的税收是全免的。

　　至于家庭经营主体问题要更为复杂。包括刘守英、杜志雄在内的学者与政府顾问认为，家庭农场要在激活农民活力的同时，还要起到一定的社会保障作用。尤其是那些留守农村的中老年劳动力，不能为了所谓的效率而将他们从土地上挤出去。

　　在这一问题上，上海松江地区的标准最为严苛，要求经营主体必须是本村、至少也是本区户籍，并且不得长期雇佣外来劳动力。而宁波地区并无这样的要求，上文提及的秦伟杰雇佣15名以上的外来人口，有的农场主甚至雇佣50人以上。

　　“强调经营主体的农民以及家庭属性，并不是说不允许雇佣。只是雇佣人员与家庭成员的比例应该是多少？”杜志雄表示，这也是尚未解决的问题。

　　在家庭农场的引导方面，地方政府的实力与做法也各有不同。宁波市倾向于市场化发展，对家庭农场的主体、方式以及规模等方面并无限制。所谓家庭农场的“宁波模式”，宁波市农业局一位人士这样告诉《中国企业家》，“我们并没有做什么，都是市场自发形成的。”

　　而上海松江则以政府主导为主。一方面设定严苛的准入规则以及经营原则，另一方面则通过高额补贴对农场主的行为进行约束：

　　除去国家对水稻生产农户的150元/亩的补贴标准，以及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等之外，上海松江还额外提供200元/亩的土地流转费补贴，由市区、乡镇政府按比例承担。符合上海政府制定的考核指标的家庭农场，可以根据不同的得分标准获得现金补贴。

　　文华村农场主钱毛头在区里开了一场会后，将通报后的各种补贴算了一笔账，他每亩可以拿到的现金补贴最高可以达到480元。这实在是一组足以激动人心的数字，钱毛头以前每年种粮的纯收益也不过500元左右。如今有了家庭农场的扶持政策，相当于每亩净收益翻倍增长。回去之后，他决定要尽力争取村里的土地流转经营权。

　　关于家庭农场的各项内容都在不断的争论中，甚至发文机关都遭到了质疑。有人士认为，家庭农场涉及到的确权、税收以及制度等等方面，牵涉到国土部、财政部甚至发改委等部委。为了减少阻力和提高约束力，应该由国务院办公室下发相关文件才对。

　　但是，即便土地确权概念不清、进展不明，各地农村发展情况不一、约束条件各异，工商资本下乡与家庭农场推广已经以如火如荼的气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2月24日，在参考宁波、上海等地的情况下，农业部对外发布《农业部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涉及到家庭农场注册登记、补贴、服务和金融服务等五大方面。

　　各地政府纷纷表示要加快促进家庭农场的发展，培育职业化农民与发展现代化农业。包括民生银行、地方城商银行以及信用社等在内的金融机构也纷纷表示要支持家庭农场的发展。

　　康绿农场秦伟杰手下有3名技术人员、2名管理人员以及10名左右的外地雇工。

　　在一座充当办公室的平房里，一张会议桌占去大半空间，另有四五台监控设备陈列在角落里。它们与会议桌前的投影设备连接，秦伟杰与他的农场成员可以一边监测蔬菜生长情况，一边讨论管控事宜。

　　黄潭蔬菜合作社负责人魏其炎所经营的家庭农场的员工则高达50人，其中包括15名组长和长期雇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