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主”总会令人想起北美与澳洲那些拥有广袤平整的土地以及独立庄园里的绅士。农场主们与自己优雅的女儿生活在传统宁静的乡间。

　　而中国的农场主们，他们既不拥有土地，也不能完全决定要种些什么。在长三角，他们不被允许拥有长期雇工，并被约束以诸多条件。

　　但这已经是极大进步。从私下流转农地，到被放开准入，他们足足走过了36年。

　　我们可以听听宁波余姚市海南村康绿农场主秦伟杰的故事。

　　三十余年前，家庭联产承包制刚开始展开，勉强算是青年人的秦伟杰在宁波象山承包了二十亩海滩地。在人多地少的浙江，这样的规模已属少有；如他这般十五六岁的年纪就辍学当了“种植大户”的人，更是罕见。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江浙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秦伟杰也抛弃了农民身份，转而经营一家小小的服装厂。在小商品经济时代，农民与小商人可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共同体，农村劳动力的流失也自此时开篇。

　　到了1994年，为促进粮棉油生产，政府当时对这类生产提供补贴。秦伟杰再次从农地中看到机会，他用开工厂赚来的钱承包了宁波余姚某村的136亩土地种植棉花。不过向当局缴纳任务内的棉花产量之后，再扣掉租金和农业税，秦伟杰所剩不多。

　　直到上世纪末，秦伟杰才从土地上挖出了第一桶金。彼时外贸出口非常活跃，他转而种植蔬菜作物，出产的毛豆因为高价出口日本而获利丰厚。

　　2008年金融危机，出口贸易低迷，内需开始变得强劲。秦伟杰转而关注国内市场。他开始利用互联网进行渠道建设，蔬菜品牌“康绿”渐渐知名，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客户从他这里拉走成卡车的蔬菜。

　　铁打的农地、流水的称号，秦伟杰们曾经是地方种植大户，后来又成为合作社的组织者和负责人。如今，他们新的身份是家庭农场的农场主。

　　“政府的导向很重要。”秦伟杰这样告诉《中国企业家》，“我们要努力向政策靠拢。”

　　中国式农场主诞生的背后，不止是历届政府政策的见证史，更是一部农村经济发展史。

　　在2006年到2012年间，浙江省乡村实有劳动力已经从2303.7万人降至603.14万人——这意味着，有3/4的人口已经离开土地，至少不再依靠种地谋生。

　　目前，秦伟杰承包土地规模已经扩大到800余亩，但所需要的人工成为困扰他的难题。

　　“播种和收割需要人力最多，一天就要找到几百人来帮忙。以80~100元/天的人力成本来计算，一年下来也要几十万。”秦伟杰告诉本刊，“更重要的是，已经越来越难找到这么多的人了。”

　　他决定用机械化代替人力。为此，身为政协委员的秦伟杰还在“两会”期间提出了农机补贴的议案。

　　“以采摘机为例，农忙时节每天可以节省200人。148万元/台的市价计算，用三年的时间就可以用节省下来的人力成本将农机投入平衡掉。但如果有政府补贴的话，两年就可以了。”秦伟杰自己盘算着。

　　机械化只是一种方向。距离康绿农场8公里的夹塘村，是黄潭蔬菜合作社负责人“老魏”魏其炎的家庭农场。

　　老魏开有一家榨菜加工厂。2009年，他流转过来1700亩的土地经营权，以榨菜种植为主，另有300亩用于果蔬复合种植。

　　老魏农场生产的榨菜一部分供向农贸市场，余下部分则进入到自己的加工厂。魏其炎还与周围乡镇的农户签下协议，按照他提供的种肥、农药和种植标准生产榨菜，以协议保护价进行收购。

　　从农地粗放式经营甚至抛荒，发展到机械化、集约化的发展，农地经营权流转也从私下进行发展到契约交易，用三十年的时间完成现实倒逼改革的过程。

　　2013年夏天，一场由农业部主办的家庭农场的培训会在宁波召开，召集了各地农经系统的人进行学习研讨。但这场培训会，险些变成了争论会。

　　农地流转，确权在先。但对于土地确权这个概念，即便是系统内部的人也并不清楚。

　　在一位参会的农经系统人士看来，早在本世纪初新一轮土地承包经营时，就已经进行了所谓的土地确权，并向农民颁发了相关证书。“按照我的理解，我们早就完成了土地确权工作。”他对此颇为费解，“现在又提土地确权，到底还要确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