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刚才您讲到第一个层次——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陈锡文：第二个层次是，土地是目前农民最基本的生活或者生存保障，这也是我国国情决定的。国民经济发展到现在，城乡还是有很大差别。在城市，有社会保障但也还不完善，而在农村，还没有这个国力来实施社会保障，因此，对于农民来说，最可靠的就是这块承包地。尽管有些地方人均土地很少，几亩地甚至几分地，但它却可以保障基本的口粮，这是非常关键的。因此，“动地”不仅是动农民的生产资料，也是动了他的生存保障。动了生存保障——把地拿走之后，就要考虑农民靠什么安身立命？其长远生计怎么办？也就是说，在没有替代的情况下，农民的土地就不能动。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不能为了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就去动别人的生存保障。类似地，不能说为了提高城里人社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就把它拿去炒股，搞房地产，谁敢？

　　第三个层次，宪法赋予农民的权利。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这里有一个基本原理，土地是农民的，而别人的财产怎么用可不是我们可以去随便决定的，这涉及到农民的基本权利问题。也就是说，当你看到一级地方党委、政府在制定发展规划时，要拿土地去干这个，干那个，你就要明白，这土地不是你党委、政府的。从这个角度看，完善法制、保护农民的权益非常重要，农民在承包期内如何使用土地，只要他符合政策别人就无权干涉，更不能随意去动农民的承包地。

　　因此，土地怎么用必须考虑这三个层次的问题。而现在一些人、一些地方却只考虑了一个层次，就是如何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如果确实要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就必须将三个层次当作一个整体，既要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又要考虑农民的生存保障，同时还要尊重农民的基本权利。这样才符合中国的国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定这样一部法律，也就是要追求这三者的统一。

　　记者：但现在确实有人只强调一方面，而忽视这三者的统一。

　　陈锡文：确实有人主张发展大农场、办大公司，扩大土地的经营规模，以提高使用效益，这在个别有条件的地方也许可以，但主张面上都这样搞就是一种简单化片面化的错误倾向。在中国农村，人多地少，农民是受不起这种伤害的。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谈“三农”问题，因为我国的农业确实不是一个单纯的产业问题，否则就只讲提高农业产业的竞争力就够了。但在中国，农业问题牵涉到农村的发展、农民的权益等一连串问题，因此，如果不能全面地认识土地的功能和作用，我们的思路就会出偏差。而这个法律把农民的权利和生存保障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就是充分考虑到了我们的国情，也是立法的原意。

　　记者：您认为当前农村在土地问题上存在哪些突出的矛盾？

　　陈锡文：一是，乡村尤其是村经常利用各种理由收回或者调整农民的承包地，重新进行发包，或者招标承包和租赁。实际上，这是因为乡村发展经费比较短缺，一方面国家特别强调给农民减负，不许乱收费，因而就把收地和调地作为一种生财之道。为什么乡村在这方面有很高的积极性，要搞重新发包、搞返租倒包，说白了，就是在“动”的过程中，可以多收钱。其实，在土地上与民争利的现象比较普遍，尤其是在强调不许乱收费、收入没有别的来路的地方。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能很好地贯彻土地承包法，这种与民争利的现象就很难遏止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