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城镇化会议召开后，农村土地流转会出现一波高潮，但贴近观察，观望情绪远大于流转预期。

　　原因如下：

　　一是流转收益低。

　　此前，流转费是以粮食产量和粮价为参照的，以致每亩耕地的流转费，低的400元，高的800元。加之，无法为转出土地的农民，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就业保障。农民对土地流转态度更加慎重。普遍对土地有预期增值心理，和稳定的经济收益保障心理，不愿放弃土地承包权、经营权。

　　更有心理上的阴影，一些乡村把土地流转作为增加集体收入、干部福利手段，用行政手段干预土地流转，压低流转价格，使农民获得的补偿低。业主因投资失败和市场变化等原因，不能及时兑现农民租金，农民流转收益存在风险。

　　在流转合同约定上，农民土地流转收益一般固定，流转期间不再调整租金，流转收益没有随经济发展得到相应增长。

　　二是持有会增值。

　　尽管极目所见的状态是：青壮年打工去，老弱妇幼守家门。但在多数地区，即便是人均耕地只有1亩，甚至是零点几亩的情况下，离去的青壮年，正好解决了“守家门、耕地不足”的问题。

　　再有，农业优惠政策不断出台，土地收益逐年上升，按承包面积给予的粮补，促使部分农民不愿转出土地；城镇扩建或国家重点工程实施，土地连年升值，导致部分农民死死捏住不放。

　　还有很多农民认为：务工经商虽然收入高但有风险，宁可粗放经营，甚至不惜撂荒弃耕，也不愿转出土地。西部某劳务输出大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选择就近打工、农闲打工的比例在90%以上，耕地是他们必不可少的副业。产业转移、招商引资，原来的劳务输出大县，50%左右已变为输入县，或者是就地消化，既不输出也不输入。

　　三是都有小算盘。老一代农民，多有落叶归根，入土为安的观念，害怕土地流转了，这方面的愿望实现起来不容易，因而攥着土地。现实中，更有曲线炒作地皮者。西部35个县域土地流转用途显示，坚持种粮的不足10%。95%的农户都是将多余的，或不愿种的土地让给亲戚朋友耕种，只有口头约定，没有书面合同。之所以这样，是以为这样灵活、方便、简捷，少了依法履行手续后，不易更改的麻烦，毕竟“人亲财不亲”。

　　破除观望，促成有序，从长远看，从确保粮食安全这一角度切入，在流转上可作如下调适：

　　1.调整杠杆。

　　目前执行的惠农项目尽管有10大类上百项，但与粮食生产直接挂钩，并发挥作用的不到1/10。粮食直补以亩到户，农资综合补贴要购买才有，以致农民没拿这个钱当回事。国有粮库的收购价，让农民没有盼头、没想头、更没有奔头。

　　对此，最好的办法是把所有的惠农资金，集中用在提高粮食收购价上，高进低出或者是高进高出，让农民售粮有奔头，这样才能彻底解决粮食生产问题、安全问题。1985年废除粮食统购统销至今已近30年，仍沿袭统购统销时的粮价形成机制，使得农民处于低收益、无收益状态而粗耕、弃耕。提高粮价，则意味着养殖等成本提高，肉、禽、蛋、鱼、油等价格攀升，可谓牵一粮而动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之命脉。由此，可实行阶梯粮价，菜价，副食品价，肉、禽、鱼、蛋、奶价……保低。当下，除了粮食，其余已经由市场定价。优质大米，香米都是随行就市。

　　2.因地制宜。

　　土地流转的利益驱动，来自三条线：土地价值重估；规模化农业发展；农民收入增加以后给消费、公共服务等领域带来的需求增长。此前，重庆、成都的地票模式，对改变农村用地使用性质，形成实质上的突破，因不符合现行法规、政策而中止。

　　维持耕地性质，保住耕地红线，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手上，粮食主产区，通过提高耕作能力、耕作质量和收购价格，形成赢利能力，促成多数农民用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受益权置换社保权，成为农业工人或者是转移至第二、三产业。90%以上的农民愿意变靠天吃饭为靠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第二、三产业吃饭。

　　蔬菜主产区、养殖区、经济作物区和林区、生态保护区，则利于采取农超对接、“公司+农户”“企业+农户”、专业合作组织等形式，规避盲目种植、养殖风险，提高加工能力，促成多余的农民自然向第二、三产业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