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城镇化会议召开后，农村土地流转会出现一波高潮，但贴近观察，观望情绪远大于流转预期。

　　原因如下：

　　一是流转收益低。

　　此前，流转费是以粮食产量和粮价为参照的，以致每亩耕地的流转费，低的400元，高的800元。加之，无法为转出土地的农民，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就业保障。农民对土地流转态度更加慎重。普遍对土地有预期增值心理，和稳定的经济收益保障心理，不愿放弃土地承包权、经营权。

　　更有心理上的阴影，一些乡村把土地流转作为增加集体收入、干部福利手段，用行政手段干预土地流转，压低流转价格，使农民获得的补偿低。业主因投资失败和市场变化等原因，不能及时兑现农民租金，农民流转收益存在风险。

　　在流转合同约定上，农民土地流转收益一般固定，流转期间不再调整租金，流转收益没有随经济发展得到相应增长。

　　二是持有会增值。

　　尽管极目所见的状态是：青壮年打工去，老弱妇幼守家门。但在多数地区，即便是人均耕地只有1亩，甚至是零点几亩的情况下，离去的青壮年，正好解决了“守家门、耕地不足”的问题。

　　再有，农业优惠政策不断出台，土地收益逐年上升，按承包面积给予的粮补，促使部分农民不愿转出土地；城镇扩建或国家重点工程实施，土地连年升值，导致部分农民死死捏住不放。

　　还有很多农民认为：务工经商虽然收入高但有风险，宁可粗放经营，甚至不惜撂荒弃耕，也不愿转出土地。西部某劳务输出大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选择就近打工、农闲打工的比例在90%以上，耕地是他们必不可少的副业。产业转移、招商引资，原来的劳务输出大县，50%左右已变为输入县，或者是就地消化，既不输出也不输入。

　　三是都有小算盘。老一代农民，多有落叶归根，入土为安的观念，害怕土地流转了，这方面的愿望实现起来不容易，因而攥着土地。现实中，更有曲线炒作地皮者。西部35个县域土地流转用途显示，坚持种粮的不足10%。95%的农户都是将多余的，或不愿种的土地让给亲戚朋友耕种，只有口头约定，没有书面合同。之所以这样，是以为这样灵活、方便、简捷，少了依法履行手续后，不易更改的麻烦，毕竟“人亲财不亲”。

　　破除观望，促成有序，从长远看，从确保粮食安全这一角度切入，在流转上可作如下调适：

　　1.调整杠杆。

　　目前执行的惠农项目尽管有10大类上百项，但与粮食生产直接挂钩，并发挥作用的不到1/10。粮食直补以亩到户，农资综合补贴要购买才有，以致农民没拿这个钱当回事。国有粮库的收购价，让农民没有盼头、没想头、更没有奔头。

　　对此，最好的办法是把所有的惠农资金，集中用在提高粮食收购价上，高进低出或者是高进高出，让农民售粮有奔头，这样才能彻底解决粮食生产问题、安全问题。1985年废除粮食统购统销至今已近30年，仍沿袭统购统销时的粮价形成机制，使得农民处于低收益、无收益状态而粗耕、弃耕。提高粮价，则意味着养殖等成本提高，肉、禽、蛋、鱼、油等价格攀升，可谓牵一粮而动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之命脉。由此，可实行阶梯粮价，菜价，副食品价，肉、禽、鱼、蛋、奶价……保低。当下，除了粮食，其余已经由市场定价。优质大米，香米都是随行就市。

　　2.因地制宜。

　　土地流转的利益驱动，来自三条线：土地价值重估；规模化农业发展；农民收入增加以后给消费、公共服务等领域带来的需求增长。此前，重庆、成都的地票模式，对改变农村用地使用性质，形成实质上的突破，因不符合现行法规、政策而中止。

　　维持耕地性质，保住耕地红线，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手上，粮食主产区，通过提高耕作能力、耕作质量和收购价格，形成赢利能力，促成多数农民用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受益权置换社保权，成为农业工人或者是转移至第二、三产业。90%以上的农民愿意变靠天吃饭为靠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第二、三产业吃饭。

　　蔬菜主产区、养殖区、经济作物区和林区、生态保护区，则利于采取农超对接、“公司+农户”“企业+农户”、专业合作组织等形式，规避盲目种植、养殖风险，提高加工能力，促成多余的农民自然向第二、三产业流动。

　　郊区、工业发达区、旅游区，土地越临近大中城市和城市群、带，增值越快，背底下、私下改变土地用途问题最严重，因此，需要废除现行的征地拆迁补偿办法，借鉴香港、新加坡经验。多数地区人口密度与这两个地区相似，他们的办法拿过来不会遇到水土不服的问题。虽然房地产市场促成征地拆迁农民一夜暴富，但不可持续，多数农民在用光补偿后，返贫现象突出。

　　尽管各地近几年来采取购买养老、医疗保险、壮大村集体经济等形式补救，但是，解决了老年人的问题，没有解决年轻人的问题，更没有解决新增人口的问题，社会矛盾的盖子越积越大，撬动起来将会越来越吃力，直至无法撬动。

　　3.不疾不速。

　　虽然土地是市场经济体系中价值很高的商品。百亿平方米村镇房屋、4亿亩左右集体建设用地，18.27亿亩耕地、1.77亿亩园地、35.42亿亩林地、39.29亿亩牧草地，理论上通过抵押、担保等路径打通融资渠道，至少会有五六万亿元的信贷需求，但在实际上，威力要减半甚至更多。

　　一方面，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欲速则不达，更不能走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老路。土地所牵绊的利益方太多，除了农业和国土各握有6项权利，还有几十个部门握有1到3项不等的权利。

　　从组织领导层面厘清，并形成合力都需要一段时间，具体操作最好是一步一个脚印，不禁止也不大力提倡、鼓励，更不比进度、看速度。此前各地制订的城镇化目标，实际上已经有比速度的危害。

　　再有，南方和中西部丘区、山区土地，成千上万亩的集中，很难出现，能集中几十上百亩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农业增长和农业生产效率等因素没有下降，政府没有必要插手土地流转。

　　另一方面，尽管去年12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2020年前3个1亿的目标，但要彻底解决农民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转移出来的农民，无法获得更高的就业保障之前，在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之前，加速土地流转是办不到的，容易好心办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