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是我国最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因素，社会学研究者认为，宗族是指由父系单世系组成的世系群。传统社会中，宗族作为国家政权统治的工具和载体在乡村社会的治理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成的以血缘认同为标志的宗族文化早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前，宗族是作为一种滕尼斯所谓的“共同体”而存在的，建国后，农村宗族组织被视为封建统治的基础和封建文化的残余而处于被打压的地位。

　　一、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宗族组织复兴的表现

　　宗族组织群体作为一种历史久远的社会组织形式，自有它存在的政治、经济和其文化背景。1949年之后政府采取很多措施在一定时期内压制了农村的宗族活动开展，但触动不了宗法制度在社会结构与社会意识中的深厚地位，因此，虽然在将近三十年时间中宗族与宗法关系的影响似乎接近消失，但是实际上在农村中它们的根基却依然存在，并以隐蔽的形式长期发挥着作用。因此，一旦国家政治权力在农村社会削弱，即便没有外力的推动宗族组织也必然会走向复兴。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村改革的实行，一些地方的宗族活动逐渐频繁，宗族组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

　　(一)宗族活动的兴起

　　闽南乡村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甚至更早，就出现了维修祖坟、重修宗祠等宗族活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许多地方的祠堂的祭器以及金字匾额都受到严重破坏，宗祠也被推倒或改作他用了。由此看出，宗族组织的复兴可以通过修宗祠、祭祖以及修祖坟等宗族活动的兴起得以显现。

　　(二)宗族组织的重建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国家权力从村落社区撤离，宗族组织在某些程度上获得了再生的空间。肖唐镖在1993，1994年两次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江西己修宗谱、建祠堂的姓次分别占调查姓次总数的71.1%和61.7%。1996年再次调查结果显示，19个乡镇累计418个姓次己修族谱、建宗祠的各达59.8%和59.6%。

　　(三)宗族功能的凸显

　　如果说旧宗族组织的功能主要是为了保证血缘的延续，其意义在于文化伦理方面，那么复兴的宗族组织其功能主要在于政治和经济方面。改革开放后，农村宗族势力开始复兴，随着宗族势力的不断壮大，它将目光转向了农村政治活动。在村民主选举中，木家的观念使宗族成员从本族利益出发，投木家一票。从经济功能而言，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生产中的季节性、繁重性以及周期长、风险大等情况的客观存在，导致了农民群众急于寻找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帮助。在这种情形下，聚族而居的宗族成员为了满足生产的需要，便自觉地进行农业生产的互助合作。

　　二、宗族组织复兴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功能分析

　　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社会学家默顿认为不同的系统、社会或文化事项具有不同的功能结果。它们既可能有正功能，也可能有负功能。因此，要宗族组织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功能进行分析，就必须包括正功能和负功能两种功能的分析。

　　(一)宗族组织复兴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正功能

　　1.有利于对农村权力进行有效的制衡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权力结构发生了剧烈重组，如果说曾经是一种纵向阶梯系统，那么改革后更接近于横向的网络系统结构。地方政府组织高度组织起来的，有强有力的信息资源、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而实行家庭量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变成了一个个分散的个体，因此在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农民要想维护自己的利益，必须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谈判能力，以便形成能够与地方政府组织制衡的有效压力。

　　2.有利于克服小生产的局限性，解放农村生产力

　　农村实行上地承包制之后，农户变成了独立经营的个体户。由于生产力低下加之计划生育的实行导致劳动力减少，分散的农户很难独立承担全部的生产经营活动。同时处理口常生中的婚丧嫁娶等事宜也需要互相帮助和支持，通过宗族组织而凝聚起来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则为农民解决了这一难题。生产生活当中的互助活动在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使得大量劳动力从上地中解放出来，一部分农村人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这一部分人无形当中又发挥了社会资本的功能，把宗族组织中其他青壮年也带入了城市，由此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