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些政策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但是不可否认它们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一些四处流动的农民工终于不再把在家乡生活看得那么可怕，在找不到满意工作的时候返回家乡。珠江三角洲经济特区的血汗工厂切实经历了劳动力短缺（所谓“民工荒”），这是二十年来破天荒的第一次。另一方面，粮食产量回升，2007年达到了5亿吨。实际上，2007年中国粮食生产还出现了一定盈余，出口的粮食比进口多出700万吨。为了在最近国际市场粮价上涨期间稳定国内的粮食价格，中国政府于2007年12月取消了包括小麦、大米、玉米和大豆在内的84种粮食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在2008年早些时候，还对57种粮食产品进一步征收5％－25％的出口暂定关税。中国政府也很英明，没有深陷于盛行一时的生物燃料风潮。2002年以后，中国从美国引进了一批玉米酒精生产线，但人们很快就认识到这是个错误，2007年6月，政府停止了所有利用玉米或其他粮食为原料的生物燃料新项目。总而言之，政府出台的这些鼓励国内粮食生产和稳定国内粮食价格的政策是有成效的。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关于大豆的案例研究

　　与其他粮食作物相比，近几年中国的大豆生产处于世界市场的力量支配之下，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大豆在中国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作物，差不多5000年前就已在中国种植。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培育五谷，大豆就是五谷中惟一的豆科植物。

　　几千年的耕种培育出了丰富多样的大豆品种，还积累了大量与之相关的传统知识。

　　截至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口大豆有很长的历史，并且到了21世纪初，大豆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够自给。但是在WTO谈判期间，中国政府决定在农业部门作出相当大的让步。结果是，大豆的进口关税降到3％。此后，大豆进口量不断增加。

　　2003年，大豆进口量达到2074万吨（三年间翻一番），中国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2005年，大豆进口量达到2650万吨，是国内产量的1.6倍。这些大豆绝大多数是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大豆成为中国完全依赖进口的少数几种粮食作物之一，2007年，进口大豆占国内全年消费量的2/3以上。

　　国际媒体往往关注大豆贸易中的生产国。2008年4月28日，德国《明镜周刊》发表一篇题为《为满足中国和印度的胃口而努力》的文章。在该文中，巴西的大豆生产被描述成一种“死亡文化”。大豆种植加剧了森林乱砍滥伐并促使大批小农户纷纷破产。该文还认为，中国人吸干了从拉普拉塔河到亚马逊河的大豆市场。马托格洛索州的大片土地已经变成了绿色沙漠，除了使用大量杀虫剂种植的单一作物别无他物。

　　不幸的是，正在中国发生的故事的另一面却很少受到关注，这里的情况和巴西一样令人感到悲哀。中国的大豆生产者不仅遭到大量进口大豆的打击，而且面临着大豆出口减少的局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每年向韩国和日本出口100万吨大豆，其中绝大部分是有机大豆。最近几年，每年的出口量逐步减少到20－30万吨，部分原因是因为购买者担心那些进口到中国的转基因大豆会造成基因污染。不难想像，种植大豆的中国农民由此受到巨大伤害。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约2千万小农户种植的大豆占全国总产量的40％。据2006年9月的一则新闻报道，2005年黑龙江的大豆价格跌至每公斤28美分。即使不计劳动力成本，这一价格也低于生产成本。因此，仅2006年，这个省的大豆种植面积就萎缩了25％。2007年至少继续萎缩5％。成千上万的豆农急忙转种其他粮食作物，或干脆抛荒土地加入外出打工者的队伍。

　　在中国大豆生产出现如此巨大转折的期间，国际市场上的一些主要玩家与强大的政府联手合作（这种合作在WTO和其他所谓“自由”贸易谈判中经常发生），因而大发横财。2003年底，由于美国大量的贸易赤字使得中美两国已处于贸易战的边缘。为了缓解这种紧张状态，中国总理温家宝于2003年12月访问美国，并宣布中国将派出代表团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尤其是大豆和棉花。人们可能把这样的声明视为一个值得嘉许的和平协议，但在现代金融世界中，结果往往是善有恶报。

　　在该声明发布之前，即2003年12月，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期货交易月平均价格是7.7美元/蒲式耳。2004年3月和4月，当中国大批购买这些商品时，大豆的价格就冲到9.82美元/蒲式耳和9.89美元/蒲式耳。然后，价格快速下跌到2004年8月的5.93美元/蒲式耳。相比之下，2003年4月和2005年4月大豆期货交易月平均价格分别只有6.04美元/蒲式耳和6.23美元/蒲式耳，比2004年4月的价格低35％以上。尽管所有这些市场操作至今没有违法的证据，但在中国却掀起了风浪，在中国人脑海中恐怕将长期存留着挥之不去的所谓“大豆危机”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