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玉平也持相同观点。他对本报记者说，如果从技术本身上讲，我国转基因技术已处在国际前列，但我国在培育出真正具有商业化价值的产品方面与国外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

　　第一，研发投入不足是制约我国生物育种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种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特征。生物种业由于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加入使得其研发投入更是巨大。而我国50强种业企业的科研投入每年仅为2．4亿美元，不足孟山都一家研发投入的五分之一。

　　第二，缺乏掌握核心技术、具备国际化视野和全球资源整合能力的高端领军人才团队。国内多数生物技术人才集中在高等院校且从事基础研究工作，而在国外具备商业化开发能力的人才大都聚集在企业，从事生物技术种业产业化开发工作。

　　第三，尚未形成完整的生物技术产品研发链。现代生物育种研发链是一个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完整过程。国际生物技术种业很早就建立了种质资源交换、合作和利益分享的机制，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也已进入后基因组时代，正快速推进生物技术产品研发进程。但我国在这几方面的开发和利用却远远落后。

　　吕玉平对本报记者坦言，如果在我国企业还没有发展好的情况下放开市场，我们育种行业必将受到冲击。但若能给农业科技企业一些继续发展的时间，相信未来国内的生物育种企业有能力和跨国公司一争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