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粮食安全成为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重要议题。在上述不同场合中，对于确保粮食安全的提法几无差别：“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作为一直活跃在农业科技一线的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原所长黄大日方和大北农生物技术中心总经理吕玉平，他们对农业科技对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意义有着更深刻的体察。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在此基础上，今年将科技支撑提升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保障。”他们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均认为，以科技为支撑的现代化农业在提高粮食单产，保障粮食自给自足，缓解粮食结构性矛盾，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保障口粮安全：谨防玉米成为“大豆第二”
黄大日方表示，中央提出“要依靠自己保口粮，集中国内资源保重点，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在中国人的三大口粮中，小麦、水稻的自给率基本没有问题，但玉米的自给率有可能会成为“大豆第二”。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的一项课题研究，未来25年粮食需求增长将显着高于国内生产增加，自给率还有可能有所降低。预测表明，到2020年、2035年，大米自给率可高达101％和102％；小麦自给率分别为99％和100％；而玉米自给率分别为92％和84％，对应的净进口量分别为1987万吨和5036万吨。
虽然，近年我国玉米生产保持波动性增长态势，2012年总产达到2亿吨的历史最高水平。然而，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拉动，饲料用粮刚性增长，工业加工用粮快速发展，玉米供不应求的矛盾十分突出，玉米进口已呈逐年递增，难以遏制之势。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衡量畜牧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标准，如以中等发达国家人均占有量200公斤平均水平计算，2020年中国人口14．5亿，届时玉米需求总量将达2．9亿吨。据此推算，中国未来可能出现数千万吨的玉米缺口。
黄大日方认为，未来我国继续扩大玉米耕地面积已无可能，若要填补或缩小玉米供求的缺口，实现玉米自给，唯有通过提高单产来增加总产，这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保障粮食安全，避免重蹈大豆进口覆辙所面对的最大挑战。
加快自主研发成果产业化
作物单产水平是科技水平的集中体现，而目前我国玉米平均单产约380公斤／亩，仅为美国的60％，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提高玉米单产要采取包括基础设施与耕作方式改善、良种选育、土肥管理等综合农技措施，但是10年来国内玉米单产年均增长缓慢，说明仅仅依靠传统技术难以突破发展的技术瓶颈、短期内无法实现玉米单产的大幅度提升。
黄大日方举例表示，上世纪90年代美国玉米单产约为400公斤／亩，但以后大力推进抗虫、抗除草剂玉米商业化育种，主要通过转基因、分子标记以及双单倍体（DH）等先进手段与杂交技术紧密结合，仅用不到20年时间玉米单产提高近50％，现已超过600公斤／亩。
又如发展中国家阿根廷，该国多年坚持推进转基因玉米产业化，平均单产已由1995—1999年间的342公斤／亩提高到2005—2009年间的471公斤／亩，15年间提高了38％，过去10年总产翻了一番。实践证明，发展生物育种，加强科技支撑，可以较快提高玉米产量。
黄大日方也适时提出警告，目前国际玉米市场基本上都是转基因玉米，如果我国不愿大量进口玉米，不让玉米成为“大豆第二”，那只有下决心加快转基因玉米自主研发成果的产业化。
“这不仅是战略的选择，也是务实的考量。”黄大日方表示，如果从现在开始积极推进，预期植酸酶玉米“十二五”末即可实现产业化；抗虫、抗除草剂玉米也有可能在“十三五”期间进入产业开发阶段，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2020年可达到较大应用规模。据保守估计，玉米单产若能提高20％，总产年增可达4000万吨以上，国内玉米供求矛盾将有望得到有效缓解。
产业化进程落在人后
黄大日方表示，包括转基因玉米在内，国内技术比较成熟，例如，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优于国外的植酸酶玉米就是标志性成果之一；国内还分别自主研发了可与国外同类产品抗衡的抗虫和抗除草剂的转基因玉米。“这些农业生物技术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保障玉米增产、降低农药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改进耕作方式等综合效益。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国内的产业化进程远远落后。”
吕玉平也持相同观点。他对本报记者说，如果从技术本身上讲，我国转基因技术已处在国际前列，但我国在培育出真正具有商业化价值的产品方面与国外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
第一，研发投入不足是制约我国生物育种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种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特征。生物种业由于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加入使得其研发投入更是巨大。而我国50强种业企业的科研投入每年仅为2．4亿美元，不足孟山都一家研发投入的五分之一。
第二，缺乏掌握核心技术、具备国际化视野和全球资源整合能力的高端领军人才团队。国内多数生物技术人才集中在高等院校且从事基础研究工作，而在国外具备商业化开发能力的人才大都聚集在企业，从事生物技术种业产业化开发工作。
第三，尚未形成完整的生物技术产品研发链。现代生物育种研发链是一个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完整过程。国际生物技术种业很早就建立了种质资源交换、合作和利益分享的机制，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也已进入后基因组时代，正快速推进生物技术产品研发进程。但我国在这几方面的开发和利用却远远落后。
吕玉平对本报记者坦言，如果在我国企业还没有发展好的情况下放开市场，我们育种行业必将受到冲击。但若能给农业科技企业一些继续发展的时间，相信未来国内的生物育种企业有能力和跨国公司一争高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