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极端天气事件多发重发，产量波动导致重要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加大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我国农业生产遭遇的极端天气事件明显增多，同时全球范围内农产品主要出口国因灾害减产导致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性加大，并向国内市场传导，造成国内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加大。新世纪以来我国棉花价格的几次大波动，主要与国内棉花生产遭受气候灾害等不利条件有关；食糖价格的异常波动与南方地区糖料生产遭遇冰冻灾害、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影响减产有关；部分蔬菜价格呈现“过山车”式波动，也与自然灾害不无关系。从问卷调查结果看，有55.4%的农业生产者（样本总数309）认为极端天气是导致近年来重要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

　　（五）我国农产品生产区域格局发生重要调整，“区域性生产、全国性消费”放大价格波动风险

　　近年来，我国粮食、棉花、油料、食糖、生猪、部分蔬菜等重要农产品生产逐步向优势产区集中，“区域性生产、全国性消费”的特点更加突出。到2011年，13个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76%，比2005年提高2.8个百分点。新疆棉花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1.6%，长江流域湖北等四省油菜籽主产区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4.1%，广西等六个主产省区食糖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达到93.4%，分别较2005年提高了8.8、1.8和3.1个百分点。同时，生猪生产呈现日益向主产县集中的趋势，秋冬反季节蔬菜种植向南方产区集中，“南菜北运”格局基本形成。产地过度集中容易导致自然灾害风险的区域分散能力降低，主产区一旦遭遇灾害性天气或其他冲击，农产品可能大幅减产，势必对市场供应带来重大影响。如果遭遇资本炒作，价格波动将会被进一步放大。

　　我国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现行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总体有效，但部分农产品价格调控的成本和代价过高，局部还有待完善，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价格调控主体尚不健全，市场组织参与调控的作用发挥不够

　　一是规则不透明造成调控资源垄断。在价格调控公共资源配置上，由于缺少制度性安排，相关政策制定和出台过程不够公开透明，相关利益群体参与决策的程度较低，部分掌握话语权的部门或群体以部门利益或集团利益代替公共利益，导致价格调控利益部门化，政府管理的少数国有企业掌握了大量的调控资源，一定程度上垄断了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权。

　　二是政府价格调控角色定位不清。近年来我国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的“计划经济”痕迹偏重，对市场的影响能力强，在部分时候只要重要农产品价格出现一定波动，加上媒体炒作渲染，就急于平抑价格，不顾市场规律越位进行价格调控，调控的随意性比较大，扭曲了市场价格，导致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三是市场组织未能充分参与调控。除油菜籽和大豆由中储粮委托指定民营企业加工外，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民营加工和流通企业，很少有机会参与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市场组织的价格调控功能未得到充分重视。尽管国家出台了相关文件，但非国有骨干企业参与调控的寥寥无几。

　　（二）价格调控手段不尽合理，收储价持续提高加大财政负担和进口压力

　　一是突出短期性价格调控政策。从近年的实践看，政府收储吞吐政策被广泛运用到多种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上，由于收储和吞吐对市场的直接影响大，效果在短期内容易凸显，所以备受各级政府青睐，大有“一储就灵”的倾向，然而对农业生产、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长期性、根本性措施却相对缺乏重视，导致价格调控往往走过场。

　　二是缺少需求调控政策的运用。近年来需求快增与供给缓增导致的供需缺口是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基础性因素，需求快速增长部分源于工业化推进和居民消费能力提升，但部分也来自不合理的加工需求和货币超发引发的“虚拟需求”，我国农产品价格调控手段主要是供给主导型的调控，对需求进行合理引导和调控的措施还比较少。

　　三是地方政府缺乏价格调控手段。对许多地方政府而言，受限于财力等多种原因，除贯彻执行中央政府已经出台实施的价格调控政策外，在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上显得手段不多，调控能力不强，特别是对一些农业大县和财政穷县而言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