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穷人，对于穷困地位所带来的苦痛和尊严损害有着深刻的记忆，孔夫子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耿长锁始终注重把集体经济建设成为所有人的依靠这个理念，不能让村民处于求告无门的地位上，为此，他与一切有悖于此种精神的力量进行不屈不挠的博弈，这是耿长锁思考集体分配规则和市场盈利规则的出发点，他坚定地反对省委进行“百分之百按劳分配”的设想，也从不利用机会去市场上牟取暴利，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对过度依赖化肥增产的方法，始终追求把大家组织起来充分挖掘潜力增产――一种依靠劳动密集投入的增产方式。我们访问一个地主的后代，他也高度肯定耿长锁的贡献，说整个村庄都得了他的好处，很明显，这位地主后代是把合作化的增产成就与耿长锁个人联系起来给出解释的，不过，如果仅仅从农民组织成本一般情况下难于解决的认识出发，而耿长锁则解决了这个千古难题，他这个评价也算是合理。

　　耿长锁的认识，对于那些无限接近于庙堂的学者们来说，过于朴素和平常，过于常识，缺乏“理论高度”，似乎不值一提。 即便是在乡村舆论环境里，耿长锁的组织成就也不是那么好理解的，张启回忆说：老爷子身板不高，缺乏成为劳动模范和农村带头人的体力条件，曾经亲口问过他，他到底是怎么成功的？老爷子嘿嘿笑着回答：从自己的打绳生涯中间，得出一个颠扑不破的认识――几股麻皮只有“拧起来”成为一根绳子才有劲，人必须组织起来才能超越家庭生产的局限。而农民“拧不起来”则成为历史的常态，今天也是这个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