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法家政策主张，都非常准确地指向了“家庭作为生产制度的脆弱性”这一根本性方面，但是，两种主张在实践中间都未能取得成功，并不是因为其设想“不务实”，而是在“执行力”方面遭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儒家的井田制主张，要求社区中间存在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对土地进行定期再分配，而法家的主张要得以实施，就需要依托乡村社会中间建立起有效的政权机关，但是，这两者都建不起来。历史的演化中间，乡村社会原有的强有力的公社(这很符合儒家的需要)随着“天下为家”(耕作单位家庭化)而弱化，等到强制性国家政权出场时(春秋战国时代)就逐步陷入解体，早期儒家思想始终对国家机器的强化过程抱有敌意，但是儒生们两千年来硬是没有找到建立起新的社区权力组织，所以，井田制始终是一个“批判性的想象力”――仅仅用于观照现实生产制度的不完善性。而政权下沉到乡村，迅速遭到高成本的限制，运作成本超过农民的最大供养水平，因此皇权不下县成为一个历史常态；按照梁漱溟的看法，历史上很多事情是由相反的方面所“逼成”的，历史上所谓的“与民休息”“不干预”政策本质上是干预成本过高以至于无法干预，“皇权不下县”不过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而已，而不是出于“黄老之学”或者某种思想主张。换句话说，社区权力自从崩溃之后就再也未能重建过，而行政系统的高成本也使得政权无法在乡村获得必要的执行力，所以，儒家和法家都看到了问题，但他们提出的政策主张两千年来一直是流于幻想。

　　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好想法”，而是长期缺乏“好手段”，才放任一种不完善的生产制度――“小农经济”――万万岁的，很多人都知道它不好用，但是人人都拿它无可奈何。从这个意义上看，农业要“社会主义”(追求一种生产或者生活单位上超越家庭局限的新制度的努力)，问题反而不在“经济上的需要”(这是从来都需要的)，而是在于政治上(或者行政上)的可行――如何在乡村社会再生成足够“执行力”。作为一个反常事态，毛时代在全国普遍建立了低成本、高执行力的基层政权，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合作化事业的进步，今天的共产党再也没有能力建设那样的低成本政权了，所以，有再多的好想法也会跟古代儒家法家的先生们一样流于空想而无法实现。

　　从五公村的实践，去对照历史经验，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耿长锁和耿秀峰两人恰好具有代表性。这两个人都看到了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和生存单位的严重局限性，都希望改变这个现实，耿秀峰本人是一个积极的主张者和思想者，但恰好他本人不具备在乡村社会生成“执行力”的条件。

　　五公村人今天回忆耿秀峰的时候，仍然肯定他是一个好人，也有好的想法，而且还很有公心，但是就是缺乏“领导能力”或者“号召力”，他曾经自告奋勇担任一队的生产队长，但是“玩不转”，搞了几天就搞不下去了。他本人从省供销社病休回村之后，长期干的一个活儿，就是推上小车，在村子里为大家修路；在分田到户之后，他还曾经给邓小平等领导人写过三封信，表示自己的“不同政见”，结果曾经引起河北省公安厅的同志登门拜访，他本人竟然不服软，还非常强势地伸出双手让对方“上铐子”。耿秀峰不仅对合作化有着很深刻的认识，坚定的主见，而且还有着公心，有服务精神，还是文盲充斥的乡村中间少有的“文化人”，照说，这是一个很合适的干部人选，但是，他终于未能胜任队长职务，这从另外一个方面昭示了乡村社会“执行力”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反过来，耿长锁没有文化，由于穷困，也未能成为合作化事业的理想发起人，穷人作为发起人永远要遭遇一个“是不是想要占人便宜”的追问，由此就矮人一截，在土地合伙租成立伊始他并未受邀参加，而是在合伙租遭遇困难濒临散伙的第二年，人们才想到邀请他参加。也是由于穷困，他不得不兼营副业并外出打短工，由于土地少不足以维持生存，不得不开辟“副业门路”成为打绳能手，还曾经是“打短”的头头。也正是因为曾经“穷过”，反而对于合作改变穷人处境有着深刻的执念，在国家出台“五保”政策之前，耿长锁就已经开始设计对缺乏劳动能力的村民的保障制度，并把这个设想带到“八大会场”上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