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地主制或自由土地制度在安史之乱后定型，此为中国历史一大分期。封建制确有其不平等的一面，但一旦领主丧失了其公共职能(地方行政、军事)而变为纯粹的地主―如法国大革命前的情况那样―社会就更不稳定。从地租的公平分配的角度，甚至可以说封建土地制度都比私人地主制好，因为地租的共享与分享至少可以保证社会比较稳定。历代变乱的原因除了政府暴政腐败，还有土地的集中，即社会成员地租享有的巨大差距。

　　族田制是族田地租在宗族成员当中均享和共享的制度，是范仲淹创造的。宋仁宗皇佑二年(1050年)，范仲淹在苏州长洲、吴县置田10余顷，将每年所得租米供给各房族人做衣食、婚嫁和丧葬之用，始称“义庄”。明代中叶以来，在长江以南，尤其是福建和广东的许多地方，宗族、寺庙、会社等组织占有的土地逐渐超出了私人地主及自耕农所占土地，成为当地最为重要的土地所有者。冯桂芬说：“千百族有义庄，即千百族无穷民。”章学诚称，创建义庄可以“补王政所穷”。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追求地租在社会成员中公平分配。

　　比较俄国的村社与中国的族田，前者强调成员的同等份地，后者是成员对族田地租的分享，最直接形式是每个宗族成员均分族田地租(实物或货币)。族田在实践中的操作形式比较复杂，比如成员租种要减免地租额，族人还享受族田地租提供的族内公共服务：祭祖赛神、修桥补路、教育、赈济孤寡等。

　　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在开始阶段只是实现了均地小农，实现了大致的临时的地租均享；农业集体化才算完成制度创新，建立了村社土地制度。集体化的意义在于根本消灭了私人对于地租的竞争性获取，实现村社成员对于村社地租的均享。

　　再看看美国的实践。1862年5月林肯签署的《宅地法》规定，凡一家之长或年满21岁、从未参加叛乱之合众国民众，在宣誓获得土地是为了垦殖目的并缴纳10美元费用后，均可登记领取总数不超过160英亩(960亩)的宅地，登记人在宅地上居住并耕种满5年，就可获得土地执照而成为该宅地的所有者。从1862年至1900年，至少有60万个美国家庭从中得到好处。据统计，依据《宅地法》及其补充法令，联邦政府到1950年有2.5亿英亩土地授予移民。美国处理土地问题的办法，是国家先控制了大片土地再公平地分给国民私有。美国因为地广人稀及工业化进程已经开始等特殊历史条件，这个措施已经能够保障农地地租在社会成员中大致均享，佃农阶层不会出现。

　　地租均享的极端重要性

　　所谓地租公平分配就是地租在社会成员中均享与共享。地租分配的问题是土地制度的根本，没有做好这一点，一定要出大事情。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尼泊尔普拉昌达的革命，其中的阶级斗争都是非常残酷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一是靠中国共产党这种新型组织，二就是靠土地革命。蒋介石在台湾能立足，也是因为他用赎买方式进行了平均地权的土地改革。土地是从事一切其它活动的前提，一旦少数人垄断地租，社会矛盾就会非常激烈。

　　土地制度是社会激励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社会如果激励人们去占有和掠取地租，这个社会很容易陷入锁死的发展困局中，因为掠取地租的努力是为了剥夺他人，打个比方来说，就是要通过骑到他人头上而不是造汽车的办法来走路。如果社会上出现了一批这样的人，那么社会矛盾就会变成是你死我活性质的。中国皇朝时代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兴衰的周期律，为什么会这样呢？有很多人说因为没有民主，但我们不仅要注意到皇朝时代的政治体制，也要注意它的经济制度。我认为，政治体制在其中的作用很小，欧洲和日本封建制度就没有这个周期率，我们要看到中国的土地食利资本主义与兴衰治乱周期之间的关系。

　　一旦陷入土地食利的恶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就不会导致劳动者剩余的增加，即普通劳动者恩格尔系数的降低，也就无从扩展内需。中国典型的土地食利资本主义发展了千余年，在近代没有走向工业化，是合乎逻辑的。如果没有近代的共产主义革命，就还是不能打破这个困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农业集体化彻底打破了这个发展陷阱，消灭了攒钱买地的“攒”字，这是中国工业化和经济成长的根本前提。当然，集体化之后的失误是另外一个问题，特别是忽视农业生产的特点，村社共耕或者集体农业生产体制导致的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