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关于涨价归公原则。由于改变了用途，依据规划“农转城”的土地必然会涨价，但涨价不是原土地主人(农民)创造的，理所当然要涨价归公，这是全世界通行的规则。当然，不是全部的涨价都要归公，笔者认为孙中山先生设计的“农转城”减半―即作为原土地所有者的农民得一半、政府无偿取得一半的制度简单明了，且经过台湾长时间实践检验证明是简便易行的好制度，可以借鉴。

　　至于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征地，即“农转非”，应比照“农转城”制度。以修铁路为例，首先，建设必须依法进行；其次，“农转非”用半，即征用200亩，用于建设铁路100亩(政府入股铁路)，农民自用100亩(实际是补偿100亩建设用地指标)，政府仅对铁路占用的100亩的地上物进行补贴即可。

　　平均地权涨价归公

　　土地依法“农转城”之后，主要用于公益、工业和商业。城市建设用地制度改革的原则包括以下几个。

　　一是遵守土地规划，不得随意改变。

　　二是平均地权，居民、企业、政府等都不得超标准占地，超标准占地应该实施类似累进税式的惩罚。

　　三是涨价归公，城市土地和房产的涨价是必然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关于涨价“政府要拿到一部分，开发土地的企业要拿到一部分，市民要分享一部分，贡献了这些地的农民要拿到一部分，远离城市的农民也要分享一部分”的说法比较合情合理。笔者认为，对城市建设用地的交易和开发实现的增值收益也要征税，并且实行累进税(防止垄断价格)制度，其税收应归全民共享，保障种粮农民分享到城市化的好处。

　　四是惩罚闲置，土地“农转城”后，地主是政府和进城农民，即新市民，地主有暂时不开发土地等待涨价牟利的权利，但必须课征闲置税，闲置税也必须是累进税制，以防止土地闲置浪费和钉子户的产生，消除“维权英雄”存在的土壤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