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经与某大学毕业的一位博士交谈，他在一家大企业做玉米育种，对玉米商业育种有了初步认识，可毕竟是生物技术背景，用了十年时间才刚刚入门。这对国家和企业都是难以容忍的资源浪费。

　　我们可以举出相反的例子。从欧美受教育归来的L博士在先锋公司不过实习两年，就对玉米商业育种的基本原理和管理机制有了较深刻领悟。而在数量遗传学和常规育种方面受过良好训练的T博士，虽然工作年限不长，但他的实际能力已经在挑战全国玉米育种。

　　这种尴尬既是教育，也是实践问题，但更是中国的教育和科技体制弊端造成的。科研项目脱离产业需求；对科技人员的考评以SCI和成果奖励为导向，越来越不顾产业需求，只顾闭门造车。这压抑了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培养研究生根据导师的需求选课题，作论文。现在，农业院校里一些常规育种有关的基础性课程因得不到经费支持而弱化甚至荒废，知识结构不合理，进而影响教育质量。最近几年，政策越来越尴尬，使科技人员成为一支游离于产业发展之外的独立的利益群体。

　　跟育种沾点边的学生基本上做分子和生物技术研究，很少有以数量遗传学为基础和以田间工作为主、以应用为目标的遗传或育种研究。作分子生物学研究可以学到新知识，但许多研究生的课题缺乏理论深度，只是做知识积累，成为写SCI的工具，自己却很难有智慧启迪。作研究生时适应老板要求，到了社会上却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做生物技术研究的学生普遍忽视数学基础，因而逻辑思维能力弱。从表面看是仪器设备的更新与突破促进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发展，但这背后是数量遗传学和数理统计方法的长足进步。科技人员如果缺少这方面基础，便只能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做些知识积累，照葫芦画瓢，不敢越雷池。虽然中国育种人才不少，但仍缺少创新能力。或许根源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