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进口规模扩大与粮食安全之间是什么关系？特别地，我国粮食自给率下降，是否意味着粮食安全水平下降？根据国际上评价国家粮食安全所用的国内粮食生产能力和进口能力指标来看，我国粮食进口增加而出现的粮食自给率下降并不必然表明我国粮食不安全风险上升。

　　我国粮食连续多年增长，2012年粮食总产量明显地超过5.5亿吨，表明我国粮食国内生产能力在不断提高。随着我国多年保持外贸顺差，国家外汇储备充足，农产品进口能力显著提高。据农业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资料，2012年，我国食用农产品进口额（农产品进口总额扣除棉花进口额）约为1005亿美元，与当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的百分比仅为3%，这一比重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从进口能力来看，我国进口食用农产品所使用的外汇仅仅是国家外汇储备中的很小一部分。外汇并不构成我国农产品进口的约束因素。单纯地用粮食自给率衡量我国粮食安全状况是片面的。

　　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与粮食消费

　　需求创造供给。从粮食消费观察粮食市场具有重要意义。综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的一般态势，肉禽蛋奶水产品动物性产品等消费越来越多，而直接口粮消费越来越少。我国也不例外，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化的推进，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正在不断升级。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人均口粮消费量由减少到趋于饱和。

　　过去的米面等主食人均消费量总体上理应趋于减少。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口粮消费量约在80公斤水平波动，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则仍在不断减少，2011年农村居民家庭粮食消费量已经下降到约170公斤。

　　我国人口总量已经进入到低增长阶段，新增人口对于短期内粮食消费影响可以不作为重要因素进行分析。但是，城乡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的明显差异，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具有更深层次的影响。每年大约1000万人到2000万人进入城镇成为常住人口，食物消费结构势必发生变化，直接口粮消费理应低于农村居民人均口粮消费。快速城镇化，人均口粮消费减少，是否意味着粮食市场规模的缩小？

　　农村居民纳入到城镇居民统计，可能存在着多种情况。农民工进入城镇，收入水平可能会高于常住农村。在消费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农民工直接口粮消费可能会减少，而动物性食物消费会增加，这意味着农民工进入城镇，可能会带来直接口粮的减少和饲料粮的增加，自给性粮食消费的减少和商品化粮食消费的增加，家庭粮食消费的减少和在外用餐中粮食消费的增加。除了农民工外，快速城镇化还包括一部分农村居民因失去土地而成为城镇居民的情形。不管是农民工进入城镇打工，还是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粮食消费市场规模总体上理应趋于扩大。

　　快速城镇化和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对粮食消费的影响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包括农民工进入城镇的流动性、新型城镇化的推进。长期以来，受到二元结构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稳定性差，不同城镇间的流动，特别是农民工回流，都可能对粮食市场产生影响。“十八大”提出了新型城镇化，一个重要目标是将农民工市民化。如果农民工市民化取得实效，粮食市场规模扩大的稳定性无疑会增强。显然，农民工市民化难度很大，能否取得实效，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家庭自给性粮食消费量趋于减少而外购粮食消费量趋于增加是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工资收入的增长，消费能力的提高，特别是做饭的机会成本上升，时间价值的珍贵，都会带来外购粮食消费的增加。“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了针对性强的反腐败的力度，大刹大吃大喝之风，倡导“光盘”风气，餐饮业，特别是中高档餐饮业经营受到明显冲击。这是否意味着粮食消费也将会受到影响？根据一般观察，中高档餐饮业主食消费量可能不多，口粮消费可能受到影响较小。相反，大吃大喝少了，快餐业快速发展的机会可能多了。

　　居民家庭人均粮食消费量虽然减少，或者趋于饱和，但是外购粮食质量的提高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空间。过去，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粮食消费经历了细粮替代粗粮的阶段。但是，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以及人们对食物营养结构与健康认识的变化，未来粮食消费结构多元化趋势可能会显现，特别是粗粮消费和简单加工的粮食消费可能反而会出现相对较大的增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