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城镇化推进需要宅基地制度改革。

　　据2011年统计，中国城市化水平为47.5%，低于50%的世界平均水平，其中，47.5%的城市化水平中已包括了居住在小城镇的1.5亿人口和进城务工半年以上的1.5亿农民工，如扣除这些人的话，城市化水平仅为35%。而国民收入与我国水平差不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城市化率都在60%以上，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超过70%，所以，2030年前，全国将有3亿农民再进入城镇。浙江省2011年城市化率统计是62.3%，《浙江省新型城市发展规划》中，要求2015年达到65%，2020年达到72%。到2015年，全省要求各县(市)的县城和中心镇人口集聚合计要达到各县(市)的50%左右，经济总量达到70%左右。每个县(市)的中心镇数量，不宜太多，一般小的县(市)只需规划建设一两个中心镇，大的县(市)可以规划建设三四个中心镇。而现在浙江省有3万多个行政村，5万多个自然村。绍兴的城市化率是58.6%，目前，绍兴市有2000多个行政村，10000多个自然村。日本目前只有1044个村町，比20世纪50年代缩减89.8%，农村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0%。这样的城镇化要求与这样的城镇化现状，逼着我们加快人口集聚，加快传统村落的整合、消亡，这就需要积极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

　　2.农业现代化推进需要宅基地制度改革。

　　自2004年开始，中央已连续出台9个关于“三农”发展的一号文件。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在工业化、城市化深入推进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主题词应是偏向农业现代化的。十八大也提出实现农业现代化，那么什么是农业现代化？说到底就是农业要有高附加值，要有比较效益，农业要园区化、规模化、设施化、标准化、品牌化，这里关键是规模化，也就是说，承包地要保护但必须加快流转。2011年底，绍兴市农村土地流转面积累计达96.7万亩，流转率达51.5%，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数据，但存在的问题也比较明显：一是规模化流转比例不高，流转中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农民自发、零星的季节性流转，形不成规模；二是土地流转期限偏短，五年以下占70%，一年以下季节性占12%；三是农业比较效益低，如目前台湾地区农民收入是浙江的5.5倍，此外，农产品安全不受保障也是一个问题。这些问题的症结都是规模不大造成的。而规模不大的根源，则在于农民分散居住，生活方式决定了生产方式，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不改变，土地流转的规模率就无法提高。

　　3.农民增收需要宅基地制度改革。

　　2011年，绍兴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5859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占57.68%，经营性收入占34.11%，转移性收入占5.43%，财产性收入占2.78%。农民如何才能持续增收？我认为，现在企业效益不高，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大幅增加都不太可能。促进农民增收，重点要靠财产性收入增长。在农副产品价格受CPI调控的情况下，只有靠财产性收入增长拉动农民增收。而财产性收入增长，在我国只能进行宅基地制度改革来撬动。

　　我们再从城乡收入差别来分析。浙江“十一五”期间从2.45∶1缩小到2.37∶1，是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绍兴“十一五”期末缩小到2.1∶1，比全省还小，全国是3∶1，到底城乡差距在哪里？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先生认为：城乡差距大，统计上有问题。2009年统计年鉴公布，2008年全国人口为13.27亿，其中城镇为6.0667亿，农村为7.2135亿，城镇化率45.68%，在城镇人口中包括了1.4亿以上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这就把农民家庭一分为二了，留守老人、儿童等低收入人员划为农村人口，打工农民划为城镇人口，这样的统计是不科学的，其实在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上，工资性收入差距并不大，最大的还是财产性收入。城乡二元分割时，1978年全国城镇居民与农民的收入比是2.57:1，当时城镇居民居住的是公租房，农民拥有自有住房、自留地，城镇居民每户20平方米左右，人均居住面积4.2平方米，农民人均为8.1平方米。所以，当时城镇居民与农民的差距主要在工资性收入上，在财产性收入上还是农民占有优势。但到2008年，变化就大了，仅城镇居民人均拥有的房产价值就达到农村人均房产价值的10倍以上，这种差距才是实质性的。

　　4.解决贫困需要宅基地制度的改革。

　　目前的扶贫模式主要是在促进集体经济发展，绍兴的主要形式是发展异地物业，只解决集体经济薄弱问题，并不能解决农民个体的贫困。实际上对于农民个体来讲，扶贫没有太多手段，只靠一点捐助、慰问金根本不解决问题。农民贫困的根本问题是分散在山区的农民太多，他们的教育、世界观都得不到开放，他们永远都这样生活在山那边，怎么与外部世界联通？怎么去改变自己的人生？扶贫，最需要和最有效的，就是要加快推进山区人口的迁移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