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加快制定户籍制度改革的规划与时间表,促使农民有序流动

　　身份制是国家集中和动员社会资源,协调社会流动的工具。建国后,为了实施工业化的国民经济战略,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制定出台了城乡分割而治的户籍制度。这不仅在空间地域上,而且在社会认同中建构了一道边界,从整体上确立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改革开放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实行,农村劳动力得以挣脱土地的束缚,要求放宽户口迁移政策的需求与呼声日益高涨。20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政府逐渐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民自由流动的规范和政策,农民内部逐渐开始社会分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农民现代性的增强。农民身份制被打破,农民获得了一定程度解放。但这种变化仅仅体现在对农民职业规定功能的取消,对身份规定的功能仍在发挥作用。要改变农民身份的现状,政府必须要制度创新,赋予农民权力,减少对农民的剥夺和限制,使农民身份职业化。

　　目前,取消户籍制度虽成定说,但却“定”而不“说”,“说”而不“做”抑或少“做”。本文认为,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必须要尽快制定、取消户籍制度的规划和时刻表,依此来指导和规范户籍制度的改革步骤。对此,首先,取消限制农民生存和发展的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保护农民的法律法规,在法律上确立农民的公民权。其次,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淡化不同劳动力角色的认同边界,消除社会从业人员之间的不同“身份”。最后,建立以所得税为核心的城乡统一的现代化赋税制度,把“多予、少取、放活”的中央政策切实落到实处。此外,还包括提高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改革乡村政权等其他措施。

　　(三)深化农村教育体制改革,加强农村基层教育形式的多元化建设

　　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关键,也是将人力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的唯一途径。在论及教育在个人从传统走向现代进程中重要性上,英格尔斯通过自己的实证研究证实,大规模的复杂社会中,没有任何一种个人属性能比他所受到的教育更能一贯地、强有力地影响他的态度、价值和行为。作为大规模系统地培养人的常设的社会化机构,现代教育的作用不仅在于它能够培养适应社会发展之需要的掌握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各种专门人才,而且在与它能够通过奖励与处罚、树立榜样、示范和概括化等学习与激励机制,培养人们形成个人效能感、时间感、自我意识、合作精神以及乐于接受社会变革等现代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

　　目前,我国农民受教育不足,科技文化素质低下,已成为制约农业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因素。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因此,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是促进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的关键所在。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改变农村教育方式,提高农民素质。这将是突破人力资源瓶颈的根本举措。

　　(四)完善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村民自治,增强农民民主意识和能力

　　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和政府行政管理的松动,农民的民主意识和能力在不断觉醒和增强。但是,总体上来说,中国的农民还没有成熟到“能够代表自己而无须别人来代表他们”的程度。农民依然缺乏管理公共事物的民主意识和能力,依旧缺乏发展意识和发展能力。对此,第一,要加快农民组织化建设。农民传统性在很大程度归因于其在社会的地位弱势和权利弱势。但是,权利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与法理的规定,它必须通过组织的力量才能实现。没有组织的力量,权利只是充斥在空气中的口号,在现实面前它是苍白无力的。我们讲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是一种合理政治主张。但是,要真正的实现农民国民待遇就必须充分的组织农民自己的政治组织。譬如,农民协会等。组织是一个规则严密的社会有机体。通过组织,农民不仅可以增强农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谈判地位和主张权利的“话语权”,而且还可以培育农民的现代意识,譬如,法制观念、市场规范、风险意识等。第二,要加快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当农民还没有成熟到能代表自己时,需要一个集权的政府来代表他们。但是,如果一直依靠警察和铁栏杆维持秩序,那么“排队上车”永远不会成为乘客的内心信念。如果政府一直代行人民的意志,那么人民永远不会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因此,政治制度必须随着经济制度的改革和人民民主意识的觉醒和民主能力的提高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