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农民现代性发展的制约因素

　　国内学者周晓虹指出,农民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一个“农民传统性不断削弱与农民现代性增强的过程”。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不流动的社会”,农民的传统性是与农民不流动相对的,是乡土社会的产物。农民不流动是农民安土重迁、循序守旧、逆来顺受等传统社会心理的植根土壤,这直接制约和阻碍了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塑造和生长。

　　(一)家庭精细耕作的农业经营模式是制约农民现代性发展的经济因素

　　传统社会,高度发展的精细耕作农业始终未能突破家庭经营的规模。这种家庭耕作是小农性的,他们自给自足,一般无事外求。由于小农经营方式同质性强,使得乡村社会极易形成一种稳态结构。对土地的依赖,加之小农经济所具有的高度的自给自足性,将中国农民的基本社会生活方式印上深深的封闭主义烙印。同时,农业是一种低产出的经济活动,这就使得在农村,农民集聚财富是极困难的一件事,“有限资源”的观念便是悠然而生,在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平均不仅在意识上而且在事实上逐渐就成为中国农民生存的基本前提。一言以蔽之,农业是弱质产业,抵御不确定的自然风险和环境风险的能力薄弱,这就致使传统农民常常是保守悲观,因循守旧。他们害怕任何性质的社会变动,不乐意尝试新事物。

　　(二)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方式是羁绊农民现代性发展的政治因素

　　在传统社会里,国家总是倾向于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而“种地”又是一种低产出的经济活动。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技术的每一点进步,产量的每一点提高,都直接依赖于单位面积劳动量投入的增加,这就直接决定了满足劳动力再生产之后的农业剩余有限,提供给社会再分配领域的“蛋糕”太小;同时,由于农业是弱质产业,其抵御自然能力的能力不足,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小农极易破产。因此,一方面,国家为了维护统治机构自身运作总是用强制力力图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其主要内容就是“编户齐民”和严格的户籍制。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的弱质性使得分散的小农很难抵御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侵害,小农自然而然地有一种对通过强大外在于乡村社会的力量来抵御农业的弱质性,这也是小农对国家政权依附的一种现实需求。从中可知,国家政权对农民的统驭与农民自身对国家政权的依附则是农民传统性维系的政治基础。

　　(三)乡村稳态社会结构是阻碍农民现代性增强的社会因素

　　传统社会是一个“不流动的社会”,村落共同体构成了农民几乎全部的生存空间。因为农业具有天生的稳定性,农业在事实上就是一种流浪生活的终止。这种定居型农业使农民世代择地聚族而居于特定的村落共同体中。村落是血缘和地缘的结合体,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在村落共同体中,农民自幼就接受并学习这些礼俗,随着这些风俗习惯从他律向自律的转变,随着外在的约束逐渐变为内在的心理积淀和行为模式,礼俗也就在血缘或地缘群体的世代继替中成为一种世代相袭的传统。而且,由于乡土社会变化极其缓慢,因此这些传统足以使农民能够从容应付各种生活问题。

　　三、传统农民现代性嬗变的基本路径

　　改造传统农民的历史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这种艰巨性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阻碍农民精神、生活方式变迁那些因素的顽固性,这就需要涉及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全方位的转型和重构。

　　(一)加快完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农业经营方式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责任制作为一种制度创新,解决了我国建国以来农业经济长期发展缓慢的尴尬状态,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变了农民的心理状态、行为模式。但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健全的同时又“创造”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土地经营的分散化和规模效益低效化。实行家庭责任制后,家庭作为一个基本生产单位,在生产方面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阶段内掩盖和弥补了土地承包后所产生的种种弊端。譬如,家庭生产势力单薄,生产销售信息获取渠道不够完善,微观家庭主体生产的盲目性与宏观农业经济整体发展的有序性之间的矛盾,土地分散经营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大生产所需要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方式。这逐渐成为阻碍改造传统农民,实现农民现代性嬗变的新的经济基础。此外,近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用土地大量被无偿征用等新的社会现象“滋生”蔓延。这种土地的低产出以及不稳定性实态促使农民对土地产生了一种新的畸形观念,即土地对于他们来说,产业价值在逐渐削弱而其社会保障价值却逐渐增强。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农民常常搁荒、撂荒土地而另谋他途,但却又不愿彻底放弃土地。农民与土地产业意义上的分离和社保意义上的依附是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下的一种“理性”抉择。他们这种矛盾心态和对土地的二重选择,不仅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也不利于农民社会心理、行为模式的现代性转变。因此,政府应不断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并转变农业经营方式,以此改变农民传统性并向现代性转变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