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统一。我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是中国现代化的主体。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我国整体上的现代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村的今天,农民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和行为规范虽有了极大的变化,但同时也显露出一些令人担忧的深层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价值观念普遍仍趋于保守、传统,生活仍普遍较为贫困,生产方式还基本上处于简单粗放状态。当今农民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影响和阻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建设。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要实现全面现代化,就“必须研究农民”。

　　一、转型时期中国传统农民的社会心理状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转型时期中国农民进行实地调研后指出,中国沿海地区的农民已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旧式农民,他们的传统人格和行为模式正在被打破,而现代人格和社会行为模式已在逐渐生成,他们已经成为处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转型之时的“边际人”。但是,广袤的中西部农村由于没有接触到或较少接触诸如江浙一带农村所具有的现代性因子,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模式及行为方式仍然循序守旧。传统农民经济上的“小农性”、政治上的“依附性”及文化上的“乡土性”使得他们聚族而居、安土重迁,在历史变迁中逐渐形成一种超稳态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

　　(一)循序守旧、保守悲观的思维意识

　　农业与工业抑或商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正因此,农业发展要受到社会和自然生产力的双重制约。农作物生长所依赖的气候、雨泽等自然条件是不可控的,农业天然地就具有高度的风险性。由于“种地”的产出有限,小农无法进行必要的积累,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当薄弱。加之,他们同外部世界的隔绝,这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使得他们常常是保守悲观、循序守旧的。

　　传统农民之所以因循保守,害怕任何性质的社会变动,害怕尝试新事物,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这种变动和尝试常常都带有某种程度的危险和不确定性,甚至导致生存危机。按米格代尔的说法,农民之所以“对变革充满怀疑,因为他们意识到那些所谓进步可能把他们带入比现代还糟糕的地步。对这些挣扎在生存边缘上的农民来讲,这是一种无法承受的风险。”

　　(二)追求无差的“平均”心理

　　中国传统相信“人平不语,水平不流”。他们这种追求无差的平均主义社会心理倾向是植根于“种地”这一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在传统农业社会,农业是一种低产出的经济活动,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农业的每一点进步都直接依赖对单位面积劳动量投入的增加。这一切决定了在农村聚集、扩大财富是十分困难的事,并使农民形成了牢固的“有限资源”的观念。按照美国人类学家福斯特的说法,在农民的观念中,他们生活中所有渴望得到的东西,都十分有限并且总是匮乏的。这种看法直接影响到他们全部行为方式的形成,在农民的观念中,不仅这些东西和其他所有的“好东西”数量是有限的,而且在他们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也没有任何直接的途径可以增加这些东西的数量。在农耕社会中,获得社会物质财富的途径只有“种地”这一单一途径,财富的积累又极端困难,这使得追求平均不仅在意识上而且在事实上逐渐成为中国农民生存的基本前提。

　　(三)重近期实际、轻长远规划的功利意识

　　传统农民的需要层次低,目光短浅,重视眼前的实际利益。造成农民这种社会心理的原因是多重的,但主要的根源在于农民的谋生方式简单单一,农民在自然和社会力量面前普遍感到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具有十分强烈的乏力感,他们对未来不敢也不可能抱有太多、太高的奢望,因此极其看重眼前既得利益。

　　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一方面要以十分低下的生产力应付严酷的自然压力和生存胁迫,要在本来就少的可怜的土地上获取养家糊口的全部或大部分资源;另一方面还要面临严重的农业种植成本及各项相关费用。虽然,政府在“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指导下,逐渐减免了农业税及其他一些农业附加税收。但目前,农业培植成本却仍居高不下,比较效益低下。这一切就使得小农在日常生活中不愿也不敢冒险,他们相信眼前的、实在的东西,相信已经得到生活应验的事实,而不信未来的、空幻的玄想。

　　二、中国农民现代性发展的制约因素

　　国内学者周晓虹指出,农民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一个“农民传统性不断削弱与农民现代性增强的过程”。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不流动的社会”,农民的传统性是与农民不流动相对的,是乡土社会的产物。农民不流动是农民安土重迁、循序守旧、逆来顺受等传统社会心理的植根土壤,这直接制约和阻碍了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塑造和生长。

　　(一)家庭精细耕作的农业经营模式是制约农民现代性发展的经济因素

　　传统社会,高度发展的精细耕作农业始终未能突破家庭经营的规模。这种家庭耕作是小农性的,他们自给自足,一般无事外求。由于小农经营方式同质性强,使得乡村社会极易形成一种稳态结构。对土地的依赖,加之小农经济所具有的高度的自给自足性,将中国农民的基本社会生活方式印上深深的封闭主义烙印。同时,农业是一种低产出的经济活动,这就使得在农村,农民集聚财富是极困难的一件事,“有限资源”的观念便是悠然而生,在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平均不仅在意识上而且在事实上逐渐就成为中国农民生存的基本前提。一言以蔽之,农业是弱质产业,抵御不确定的自然风险和环境风险的能力薄弱,这就致使传统农民常常是保守悲观,因循守旧。他们害怕任何性质的社会变动,不乐意尝试新事物。

　　(二)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方式是羁绊农民现代性发展的政治因素

　　在传统社会里,国家总是倾向于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而“种地”又是一种低产出的经济活动。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技术的每一点进步,产量的每一点提高,都直接依赖于单位面积劳动量投入的增加,这就直接决定了满足劳动力再生产之后的农业剩余有限,提供给社会再分配领域的“蛋糕”太小;同时,由于农业是弱质产业,其抵御自然能力的能力不足,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小农极易破产。因此,一方面,国家为了维护统治机构自身运作总是用强制力力图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其主要内容就是“编户齐民”和严格的户籍制。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的弱质性使得分散的小农很难抵御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侵害,小农自然而然地有一种对通过强大外在于乡村社会的力量来抵御农业的弱质性,这也是小农对国家政权依附的一种现实需求。从中可知,国家政权对农民的统驭与农民自身对国家政权的依附则是农民传统性维系的政治基础。

　　(三)乡村稳态社会结构是阻碍农民现代性增强的社会因素

　　传统社会是一个“不流动的社会”,村落共同体构成了农民几乎全部的生存空间。因为农业具有天生的稳定性,农业在事实上就是一种流浪生活的终止。这种定居型农业使农民世代择地聚族而居于特定的村落共同体中。村落是血缘和地缘的结合体,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在村落共同体中,农民自幼就接受并学习这些礼俗,随着这些风俗习惯从他律向自律的转变,随着外在的约束逐渐变为内在的心理积淀和行为模式,礼俗也就在血缘或地缘群体的世代继替中成为一种世代相袭的传统。而且,由于乡土社会变化极其缓慢,因此这些传统足以使农民能够从容应付各种生活问题。

　　三、传统农民现代性嬗变的基本路径

　　改造传统农民的历史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这种艰巨性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阻碍农民精神、生活方式变迁那些因素的顽固性,这就需要涉及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全方位的转型和重构。

　　(一)加快完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农业经营方式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责任制作为一种制度创新,解决了我国建国以来农业经济长期发展缓慢的尴尬状态,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变了农民的心理状态、行为模式。但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健全的同时又“创造”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土地经营的分散化和规模效益低效化。实行家庭责任制后,家庭作为一个基本生产单位,在生产方面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阶段内掩盖和弥补了土地承包后所产生的种种弊端。譬如,家庭生产势力单薄,生产销售信息获取渠道不够完善,微观家庭主体生产的盲目性与宏观农业经济整体发展的有序性之间的矛盾,土地分散经营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大生产所需要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方式。这逐渐成为阻碍改造传统农民,实现农民现代性嬗变的新的经济基础。此外,近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用土地大量被无偿征用等新的社会现象“滋生”蔓延。这种土地的低产出以及不稳定性实态促使农民对土地产生了一种新的畸形观念,即土地对于他们来说,产业价值在逐渐削弱而其社会保障价值却逐渐增强。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农民常常搁荒、撂荒土地而另谋他途,但却又不愿彻底放弃土地。农民与土地产业意义上的分离和社保意义上的依附是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下的一种“理性”抉择。他们这种矛盾心态和对土地的二重选择,不仅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也不利于农民社会心理、行为模式的现代性转变。因此,政府应不断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并转变农业经营方式,以此改变农民传统性并向现代性转变的经济基础。

　　(二)加快制定户籍制度改革的规划与时间表,促使农民有序流动

　　身份制是国家集中和动员社会资源,协调社会流动的工具。建国后,为了实施工业化的国民经济战略,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制定出台了城乡分割而治的户籍制度。这不仅在空间地域上,而且在社会认同中建构了一道边界,从整体上确立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改革开放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实行,农村劳动力得以挣脱土地的束缚,要求放宽户口迁移政策的需求与呼声日益高涨。20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政府逐渐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民自由流动的规范和政策,农民内部逐渐开始社会分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农民现代性的增强。农民身份制被打破,农民获得了一定程度解放。但这种变化仅仅体现在对农民职业规定功能的取消,对身份规定的功能仍在发挥作用。要改变农民身份的现状,政府必须要制度创新,赋予农民权力,减少对农民的剥夺和限制,使农民身份职业化。

　　目前,取消户籍制度虽成定说,但却“定”而不“说”,“说”而不“做”抑或少“做”。本文认为,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必须要尽快制定、取消户籍制度的规划和时刻表,依此来指导和规范户籍制度的改革步骤。对此,首先,取消限制农民生存和发展的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保护农民的法律法规,在法律上确立农民的公民权。其次,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淡化不同劳动力角色的认同边界,消除社会从业人员之间的不同“身份”。最后,建立以所得税为核心的城乡统一的现代化赋税制度,把“多予、少取、放活”的中央政策切实落到实处。此外,还包括提高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改革乡村政权等其他措施。

　　(三)深化农村教育体制改革,加强农村基层教育形式的多元化建设

　　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关键,也是将人力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的唯一途径。在论及教育在个人从传统走向现代进程中重要性上,英格尔斯通过自己的实证研究证实,大规模的复杂社会中,没有任何一种个人属性能比他所受到的教育更能一贯地、强有力地影响他的态度、价值和行为。作为大规模系统地培养人的常设的社会化机构,现代教育的作用不仅在于它能够培养适应社会发展之需要的掌握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各种专门人才,而且在与它能够通过奖励与处罚、树立榜样、示范和概括化等学习与激励机制,培养人们形成个人效能感、时间感、自我意识、合作精神以及乐于接受社会变革等现代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

　　目前,我国农民受教育不足,科技文化素质低下,已成为制约农业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因素。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因此,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是促进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的关键所在。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改变农村教育方式,提高农民素质。这将是突破人力资源瓶颈的根本举措。

　　(四)完善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村民自治,增强农民民主意识和能力

　　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和政府行政管理的松动,农民的民主意识和能力在不断觉醒和增强。但是,总体上来说,中国的农民还没有成熟到“能够代表自己而无须别人来代表他们”的程度。农民依然缺乏管理公共事物的民主意识和能力,依旧缺乏发展意识和发展能力。对此,第一,要加快农民组织化建设。农民传统性在很大程度归因于其在社会的地位弱势和权利弱势。但是,权利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与法理的规定,它必须通过组织的力量才能实现。没有组织的力量,权利只是充斥在空气中的口号,在现实面前它是苍白无力的。我们讲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是一种合理政治主张。但是,要真正的实现农民国民待遇就必须充分的组织农民自己的政治组织。譬如,农民协会等。组织是一个规则严密的社会有机体。通过组织,农民不仅可以增强农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谈判地位和主张权利的“话语权”,而且还可以培育农民的现代意识,譬如,法制观念、市场规范、风险意识等。第二,要加快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当农民还没有成熟到能代表自己时,需要一个集权的政府来代表他们。但是,如果一直依靠警察和铁栏杆维持秩序,那么“排队上车”永远不会成为乘客的内心信念。如果政府一直代行人民的意志,那么人民永远不会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因此,政治制度必须随着经济制度的改革和人民民主意识的觉醒和民主能力的提高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