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统一。我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是中国现代化的主体。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我国整体上的现代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村的今天,农民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和行为规范虽有了极大的变化,但同时也显露出一些令人担忧的深层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价值观念普遍仍趋于保守、传统,生活仍普遍较为贫困,生产方式还基本上处于简单粗放状态。当今农民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影响和阻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建设。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要实现全面现代化,就“必须研究农民”。

　　一、转型时期中国传统农民的社会心理状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转型时期中国农民进行实地调研后指出,中国沿海地区的农民已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旧式农民,他们的传统人格和行为模式正在被打破,而现代人格和社会行为模式已在逐渐生成,他们已经成为处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转型之时的“边际人”。但是,广袤的中西部农村由于没有接触到或较少接触诸如江浙一带农村所具有的现代性因子,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模式及行为方式仍然循序守旧。传统农民经济上的“小农性”、政治上的“依附性”及文化上的“乡土性”使得他们聚族而居、安土重迁,在历史变迁中逐渐形成一种超稳态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

　　(一)循序守旧、保守悲观的思维意识

　　农业与工业抑或商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正因此,农业发展要受到社会和自然生产力的双重制约。农作物生长所依赖的气候、雨泽等自然条件是不可控的,农业天然地就具有高度的风险性。由于“种地”的产出有限,小农无法进行必要的积累,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当薄弱。加之,他们同外部世界的隔绝,这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使得他们常常是保守悲观、循序守旧的。

　　传统农民之所以因循保守,害怕任何性质的社会变动,害怕尝试新事物,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这种变动和尝试常常都带有某种程度的危险和不确定性,甚至导致生存危机。按米格代尔的说法,农民之所以“对变革充满怀疑,因为他们意识到那些所谓进步可能把他们带入比现代还糟糕的地步。对这些挣扎在生存边缘上的农民来讲,这是一种无法承受的风险。”

　　(二)追求无差的“平均”心理

　　中国传统相信“人平不语,水平不流”。他们这种追求无差的平均主义社会心理倾向是植根于“种地”这一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在传统农业社会,农业是一种低产出的经济活动,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农业的每一点进步都直接依赖对单位面积劳动量投入的增加。这一切决定了在农村聚集、扩大财富是十分困难的事,并使农民形成了牢固的“有限资源”的观念。按照美国人类学家福斯特的说法,在农民的观念中,他们生活中所有渴望得到的东西,都十分有限并且总是匮乏的。这种看法直接影响到他们全部行为方式的形成,在农民的观念中,不仅这些东西和其他所有的“好东西”数量是有限的,而且在他们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也没有任何直接的途径可以增加这些东西的数量。在农耕社会中,获得社会物质财富的途径只有“种地”这一单一途径,财富的积累又极端困难,这使得追求平均不仅在意识上而且在事实上逐渐成为中国农民生存的基本前提。

　　(三)重近期实际、轻长远规划的功利意识

　　传统农民的需要层次低,目光短浅,重视眼前的实际利益。造成农民这种社会心理的原因是多重的,但主要的根源在于农民的谋生方式简单单一,农民在自然和社会力量面前普遍感到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具有十分强烈的乏力感,他们对未来不敢也不可能抱有太多、太高的奢望,因此极其看重眼前既得利益。

　　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一方面要以十分低下的生产力应付严酷的自然压力和生存胁迫,要在本来就少的可怜的土地上获取养家糊口的全部或大部分资源;另一方面还要面临严重的农业种植成本及各项相关费用。虽然,政府在“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指导下,逐渐减免了农业税及其他一些农业附加税收。但目前,农业培植成本却仍居高不下,比较效益低下。这一切就使得小农在日常生活中不愿也不敢冒险,他们相信眼前的、实在的东西,相信已经得到生活应验的事实,而不信未来的、空幻的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