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看经济金融密度。由于经济金融密度剔除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因此，当两地处于同样经济发展水平时，金融机构网点数量越多的地方，其经济金融密度越大，金融排斥程度越轻。然而，由于各省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差异巨大，导致各省的经济金融密度排名与行政金融密度排名再次出现了很大的翻转、跳跃，甚至有反向排列的趋势。全国经济金融密度最大的是西藏，为1.87个/亿元GDP，其次是甘肃、贵州、陕西、青海等地；经济金融密度最小的是江苏，为0.37个/亿元GDP，另外，山东、浙江、福建、上海、天津等省份的经济金融密度也很小，排名非常靠后。然而，如果仅此就认为西藏、青海等地的金融排斥程度较轻，江苏、浙江、上海等地的金融排斥程度较重，则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因为，西藏、甘肃、青海等地的经济金融密度排名靠前，并不是因为其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多，而是因为其GDP总量少、经济落后。江苏、浙江、上海等地的经济金融密度排名靠后，是因为其GDP总量太高，导致算出的经济金融密度反而越低。由此可以发现，由于各省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太大，导致经济金融密度无法代表实际的金融排斥程度。对于这一点，也可以这样理解：虽然当GDP总量一定时，各省拥有的金融机构网点数量越少，表明其金融排斥程度越严重；但拥有的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少也可能意味着金融网点的运行效率更高，表明其金融排斥程度越轻。因此，经济金融密度这个指标在内涵上出现了矛盾性，在衡量各省的金融排斥程度时，要十分谨慎地运用。

　　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的行政金融密度和地理金融密度均呈现出“东多西少”的状况，二者的地图颜色深浅大致相同；而人口金融密度的颜色深浅却与二者存在一定差异；经济金融密度的颜色深浅变化则与行政金融密度呈现相反的情况。

　　中国农村金融地理排斥的地区间差距

　　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程度不仅在各个省份间差异明显，在中国中东西部地区间也呈现明显的差异。

　　如表3所示，在行政金融密度上，东部地区各个县的网点数量的中位数是63个，中部地区是55个，西部地区仅29个，该数字还不到东部地区的一半。29个金融机构网点分摊到各个乡镇，平均每个乡镇也就一两个金融机构网点，西部地区的农村金融排斥程度十分严重。

　　在地理金融密度上，东部地区各个县每百平方公里拥有金融机构网点数量的中位数是4.76个，中部地区是2.88个，约是东部地区的一半左右；西部地区约为1个，与东部地区差异巨大，仅占东部地区的1/5左右。当然，从行政金融密度和地理金融密度的对比中可以发现，东西部地理金融密度差距比行政金融密度差距更大的原因在于西部地区各个县的地理面积更大。由于西部地区许多县的人口较少，因此东西部的人口金融密度差距没有行政金融密度的差距那么大，而是十分接近：东部地区的人口金融密度为1.23个/万人，西部地区为1.25个/万人。而中部地区各个县由于人口比较多，因此在人口金融密度上反而比西部地区落后，仅1.15个/万人。最后看经济金融密度。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导致其算出的经济金融密度反而最小，为0.48个/亿元GDP；而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GDP总量少，导致其经济金融密度反而更高，为0.98个/亿元GDP；中部地区居中，为0.76个/亿元GDP。由于经济金融密度指标内涵的矛盾性，因此不能由此简单地认为西部地区金融排斥程度轻，东部地区金融排斥程度更重，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东部地区的金融机构运行效率更高。

　　政策建议

　　2005年，联合国系统在国际小额信贷年期间，提出了“普惠金融体系”的新概念，主张要为所有金融服务需求的个人和企业提供普遍的金融服务，其中特别强调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的发展，并将其纳入整个金融体系。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的就是消除金融机构网点的地理可及性问题，即地理排斥问题。如前文所述，中国农村金融的地理排斥问题非常严重，且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总的来说，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很少，现存的金融空白乡镇也大多位于中西部地区。因此，未来的金融网点布局中，要有倾斜性地向中西部地区进行政策扶持，对此，本文提出三个思路，可供参考：

　　第一，通过对在中西部偏远农村地区开设银行网点的进行网点建设补贴、运营成本补贴等，同时辅以税收优惠政策，吸引银行到中西部农村地区开设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