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人们遇到的问题，远不止于此。

　　人口急剧聚集。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黄荣情教授介绍，1983年，中央决定到2000年，北京市人口规模控制到1000万，但是1986年，北京市人口就已经达到了1000万，提前了14年。2005年，国务院要求北京市人口2020年控制在1800万，但是，2008年北京市人口规模就达到了这条控制线，提前了12年。

　　与此同时，资源更加紧张。在50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有30个长期受缺水困扰。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仅100立方米，属极度缺水。

　　这些都是人们切身感受到的城市病。辜胜阻总结“城市病”是由于城市人口、工业、交通运输过度集中而造成的种种弊病。它给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带来了烦恼和不便，也对城市的运行产生了一些影响。此外，居住拥堵、失业严重、环境脏烂差、犯罪率高、社会治安恶化等都是城市病的表现。

　　需要注意的是，城市病已经进入多发期。由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组织的，上百名专家历时两年完成的《中国城市“十二五”核心问题研究报告》指出，“十二五”期间将是“城市病”的多发期和爆发期。

　　与城市病相对的是“农村病”。

　　辜胜阻说，“目前，我国约两亿农民工中的80%是单纯劳动力转移而非家庭迁移，家庭生活重心保留在农村。这些农民工预期自己年老、生病、失业时仍将返回农村，因此他们只是城市的苦力。”

　　农民工不彻底转移的“半城镇化”造成农民工权益缺失。城市对农民工是“只用一时，不管终生”、取而不予，用而不养，“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拒绝”。2亿多农民工实现了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但还没有实现身份转变。调查显示，目前，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仅为18.2%、29.8%、38.4%和11.3%，公共服务不均等，成为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最重要因素，辜胜阻介绍。

　　不能忽视的是，在农民工背后，还有留在农村的人。有数据统计，在我国留守儿童5000万人，留守老人4000万人，留守妇女4700万。辜胜阻说，面大量广的“钟摆式”和“候鸟型”人口流动造成巨大的社会代价。牺牲了“三代人”的幸福，带来严重社会隐患。

　　“城市病”、“农村病”，都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简新华分析，盲目、片面追求城镇化速度和水平，忽视农村发展和农民利益，出发点和目标定位不正确，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不合理，社会保障、户籍、住房、土地、就业、教育等制度不健全，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市民化资金不足，都是造成中国城镇化问题的原因。所以，简新华称，中国的城镇化只能说比较健康，呈亚健康状态。

　　三问：中国城镇化应如何反思与创新？

　　从“葫芦形”到“蘑菇形”

　　辜胜阻认为，中国城镇化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上，谨防城镇化拉美陷阱，例如，巴西近几十年经济发展迅速，农村人口大批向城市迁移，2000年城市化率已达81.2%，但是与之伴随的是枪支毒品泛滥贫民窟，里约所有贫民窟里居住的人口超过200万，时常缺水断电。

　　辜胜阻同时指出，中国城镇化要走可持续发展的 “四化协调”道路，即：城镇化必须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与工业化、与制造业由大向强发展协调，建立在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基础上，防止“产业空心化”；与信息化相协调，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的高级阶段；与农业现代化相协调，通过现代化释放更多劳动力。

　　“城镇化要由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到重质量的内涵式发展转变。一要建设‘幸福城市’：提高市民的生活幸福感；二要建设‘智慧城市’：城市生产、生活和管理方式创新；三要建设‘和谐城市’：让农民工市民化； 让人与自然绿色发展”， 辜胜阻强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李善同认为，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城市，责任不同、作用不同、履行的功能也各不同，不能简单地将城镇化指标分解，落实到不同城镇。而是要有不同的思路，差别对待。

　　简新华表示，中国现在需要积极推进的是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健康城镇化”。第一，重点促进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使农民工扎根城镇，不再频繁流动，稳定城镇劳动力供给，从根本上解决“民工潮”、“民工荒”，同时可以大大缓解春运的紧张状况。第二，先行制度创新，加快社会保障、户籍、住房、教育等制度改革。第三，以工业化、信息化、服务化促进城镇化，城镇化必须依靠产业支撑，否则就是“唱空城计”。第四，多渠道筹措资金，我国有10万亿财政收入，应该用在刀刃和关键点上，那么社会保障是刀刃，城镇化则是关键点，政府应该加大对城镇化的投入。第五，提高以全体市民需求为本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合理化程度，不能偏向富裕阶层，不能过分地追求超前、豪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