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将会产生最重要的经济效益。同时，城市化也将是中国在新世纪里面临的第一大挑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曾如是说。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达到51.27%，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60%左右。这表明中国城镇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标志着中国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由几千年来以农村人口为主，发展为以城镇人口为主的分布格局。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称，“中国城镇化将是我国最大的潜在内需与持久动力。城镇化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如果说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则创造需求。城镇化能够引发消费需求，培育高消费群体；刺激投资需求，扩大民间投资；实现结构转型，推动经济服务化；实现安居乐业市民梦，培育创业者和新型农民。”

　　那么，中国的速度是快是慢？城镇化发展是否健康？城镇化道路应该怎么走？

　　5月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院、《中国人口科学》杂志社、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城市化的反思与创新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专家们就中国城镇化发展各抒己见，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一问：中国的城镇化发展速度是快是慢？

　　“过速”？“滞后”？  专家观点不一

　　对于51.27%城镇化率，辜胜阻认为“速度快但质量不高”。将城镇化率从30%提高到60%这一发展阶段，英国用了180年左右的时间，美国用了90年左右，日本用了60年左右，而中国大约只需要30年。

　　辜胜阻举例说，2000 ―2009 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了69.8%，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75.1%，但城镇常住人口仅增加了28.7%，人口的城镇化远远滞后于土地的城镇化。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9.68%，而非农产业占GDP的比重为89.8%，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存在“过快、过猛、过急的现象”，“应考虑给城市化降温” 。

　　但是，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简新华教授说，“中国城镇化速度并不快，虽然中国现在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但速度并不‘过快、过猛、过急’，在总体上也不是所谓城镇化的‘大跃进’。”

　　简新华介绍，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表明，工业化中后期正是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现在正处于工业化中期，也是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期，而且速度在世界城市化发展史上也不是最快的。例如，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城镇化率年平均增长1.01%，而德国1890―1900年，年均上涨1.2%，日本1950―1980年，年均增长近1.29%。

　　“中国城镇化发展滞后”，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张桂文教授表达了不同观点。 “一般认为，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的合理范围在140%～250%之间，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约为51%，工业化率约为40%，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127.5%，远低于城市化与工业化比例的合理区间。”    二问：中国城镇化道路是否健康？

　　专家表示：或为亚健康

　　“交通拥堵、污染严重、人口急剧聚集、资源紧张等”已被公认为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一系列问题。

　　2011年9月17日，一场小雨导致北京交通“瘫痪”，“首都”变“首堵”，晚高峰拥堵路段峰值超140条。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深圳，10月11日深圳遭遇“黑色周一”，上午9时主干拥堵段达23处。据公安部2010年末的数据显示，全国667个城市，约有2/3的城市交通在高峰时段出现拥堵。

　　交通问题不止北京和深圳，也不仅表现在拥堵上，交通更是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有研究表明：中国百万人以上的50座主要城市，居民平均单行上班时间要花39分钟。按照人口来算，中国15座城市居民每天上班单行比欧洲多消耗288亿分钟，折合4.8亿小时，如果按照上海每小时创造财富2亿元的标准来折算，15个城市每天损失近10亿元人民币。

　　去年下半年，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公布了全球1100个城市空气污染的调查报告，北京市的空气质量排在了第1035个，在100个首都排名中也倒数，成为“污染之都”。

　　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有媒体报道称，2010年11月以来，北京、杭州、合肥等大城市相继变成“雾都”。并且，全国每年有5600万吨的城市垃圾露天堆放在郊区，2/3的城市被“垃圾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