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实施以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迅速下降，在世界贫困人口的比例从25%下降到2.8%，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当前我国人均GDP水平超过了3000美元的门槛，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期，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敏感期，如果不解决好低收入人口的问题，很可能使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中共中央召开了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国务院出台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这对于认清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现状和农村贫困特征，推进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转型和调整期

　　（1）农业生产投入增长方式面临转型

　　1978年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允许劳动力转移、农业税费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解除了长期束缚我国农业发展的制度限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尤其是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实施以后，我国贫困农村地区发展取得了巨大变化，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86年的425元上升到2011年的6977元。然而，随着各种支农惠农政策和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政策的实施，各项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边际效益已经明显降低，农业农村发展也告别了“一放就活”的阶段，要进一步推动农民收入增长，就必须增加农业生产要素投入。

　　（2）社会民生投入需求水平处于拐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经济实力得到极大提升，社会财富大量涌现，但财富分配不均的状况日益加剧，两极分化问题日益突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然而，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我国人均财政收入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8%左右。而且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步入转型期，面对着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民生投入需求将不断增长，日益增长的民生投入需求与不断下降的人均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之间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这使得我国在进入转型和调整期之后农村扶贫开发和民生建设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3）宏观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加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但与此同时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也充满了不确定性。近年来，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导致广大居民的购买力明显下降，大量农产品销售困难、价格下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停滞不前，尤其是处于温饱线附近的低收入人口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宏观经济的频繁波动和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对广大贫困人口和生活在贫困线附近、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能力较弱的低收入人口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由此可见，随着我国进入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期，我国经济总量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宏观经济的波动也将成为常态，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对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增收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使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

　　我国农村地区贫困发展的趋势

　　（1）由整体贫困转变为局部贫困

　　随着《“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实施，经过国家扶持和贫困地区的自身努力，广大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发展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从1978年的2.5亿人迅速下降到2010年的2688万人。然而，一些地区由于地理环境险恶、山区贫困连片、少数民族集聚、民俗文化多样、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短缺等各种自然条件的限制，在局部地区仍然面临着贫困范围广、程度深、减贫工作难度大的现实问题，扶贫工作推进相对较慢，贫困人口分布出现了“宏观分散、微观集中”的新特点，由整体性贫困转变为局部地区的贫困。

　　（2）由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大部分贫困人口面临着缺乏维持生存所必须的基本生活资料，属于绝对贫困状态。然而，经过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和扶贫开发，我国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严格意义上生活艰难的贫困人口已经基本消除。但是处于贫困线附近的人口尽管有的已经脱离了贫困，与广大人民生活水平在整体上大幅度改善相比，其享受的发展成果很少甚至不能分享发展的成果，换句话说，相对贫困程度加深了。而相对贫困问题的日益突出，或者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更加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