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推广种植第一期超级稻的面积几千万亩，推广种植第二期超级稻的面积才几百万亩，而第三期的技术推广几乎还没有规模化起步。

如果杂交稻都变成超级稻，产量900公斤以上，我国的稻谷产量就能够大幅度提升。9月22日农业部公布报告显示，我国水稻亩产达到305.5公斤，仅比去年提高6.3公斤；早稻平均亩产达到379.8公斤，比去年提高19.3公斤。显然提升空间很大。

郑风田告诉记者，超级稻的成功说明科学家有增产的动力，但却很难转换成农民的增产的动力。“如果纯粹增加一二百斤粮食换不回来一二百块钱，这样的高产没有高回报，农民还是不愿意种超级稻。”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也认为，制约超级稻推广的除了配套因素外，农民种粮收入不高也会影响技术的采用。

此外，郑风田认为国家补贴政策也不合理，国家补贴是给承包人而非种田的人，（注：现在很多农民进城打工，将田包给其他村民，这些真正在农村种田的农民拿不到补贴。）“国家要对多生产粮食、多交商品粮的农民进行更多补贴，以激励农民愿意提高产量。”

生物肥料替代化肥？

除了耕地减少，我国粮食安全面临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农药化肥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

我国耕地总量占世界的9％，但所耗用的化肥和农药的总量却分别占世界的35％和20％。全国每年的化肥使用量为4637万吨，农药用量达到200万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说，中国过去50多年的大机械化、规模化、化肥化农业发展模式并不成功，唯一实现的化肥化，还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污染。

去年，温铁军执笔的《氮肥的真实成本》报告称，由于化肥大量使用造成土壤板结甚至盐碱化，预计未来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将会逐渐显现。

温铁军倡导既不上化肥又不打农药的有机农业，但是，他的有机试验却并没被农民接受，因为农民已经习惯了化肥。

“中国的有机农作物多为小面积种植，尚难以大面积推广，根据有机认证标准，从常规种植转换到有机种植方式一般需要三年的转换期，这使得作物产量难以保证，高昂的转换成本增加了有机农业的推广难度。”具有多年有机种植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学者朱安妮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介绍，为了寻找化肥的替代品，很多学者都在研究生物肥料。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朱安妮所在的G实验室研究团队就致力于生物氮肥科研课题的研究，这种生物氮肥是以豆科根瘤菌为主，结合自生固氮菌和弗兰克氏放线菌、解磷释钾菌等组合菌种，可以在常温、常压条件下经过工厂化生产出来。目前这种生物肥料在全国各地均有实验、推广，今年开始，北京市园林局已经将这一技术成果纳入有机果树的种植试验，生物氮肥技术有望明年在北京郊区的果园进行推广。

而唐山芦台农场，已经使用这种肥料两年了。

张之安介绍，去年第一年用这种肥料时亩产450公斤左右，现在已经达到了500多公斤。对于张之安而言，这种施用生物肥料长出的水稻是以有机方式种植的，生态、安全、经济效益好。

“因为这种有机种植方式在两年内就可以看到成果，节省了有机转换期的时间和成本，因此农民乐于接受，这样的种植方式也正在朝着实现“有机、好吃、不减产”的目标发展。”朱安妮说。

不过如何让农民接受这项技术，肯放弃化肥，依然是个难题。

安全战略是关键

在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看来，粮食增产，种子、肥料的问题属于技术层面，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还需要从战略层面考虑。

李昌平说，未来粮食危机的外因是全球“农产品武器化趋势”，粮食武器化之一的表现就在于对种子的控制。过去，我们曾建立了一套供销社系统、农业系统自上而下的种子生产供应体系，但是，随着市场的开放，中国的种业市场逐渐被垄断到国外的手里。

据了解，美国前20家种子企业垄断了我国70％的市场，并仍在不断扩张。我国前十强种子企业仅占国内种子市场份额的13％。

李昌平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实行种子控制的战略，“即使有超级稻技术，如果国外把你的技术挖走，超级稻的技术也会被国外公司垄断。现在的种子战略是商品化、杂交化、转基因化，可能会导致种子主权落到别人的手中”。

年初，国际种业巨头 VHK公司入股隆平高科进军玉米种业市场引起不小的关注，有分析认为，VHK曲线入股意在中国水稻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