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产粮大省黑龙江、吉林等地调查发现,化肥的施用对近年来粮食增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让部分农民患上“化肥依赖症”。业内人士指出,我国化肥使用总量过高,化肥过量施用将带来土壤品质性质退化、粮食减产等后果,危及粮食安全,影响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8月15日《经济参考报》)

　　古典经济学有句流传千古的名言，说“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话放在当下的中国来看，尤显得重要而切迫――土地不能发家，劳动未必致富。如果说后者凸显的是收入分配亟待调整的格局，那么，土地上的迷思，则是三农问题的历史症结。

　　但见粮食笑,哪闻土地哭。化肥在中国农业中的高歌猛进,唱的无非是那么一段“要数量不要质量”的和弦。吉林省统计局年报显示，1984年吉林省的化肥使用量(折纯)50万吨左右，而到2010年，化肥施用量已经达到了500万吨左右，增幅达10倍――与此对应的，是吉林省近30年来粮食产量从200亿斤跃升到500亿斤的阶段性水平。有数据显示，我国现在每年的化肥使用量是5400多万吨，主要包括氮肥、磷肥和钾肥，其中氮肥使用量大约为3300多万吨。2009年，中国每公顷土地的化肥使用量为341公斤，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水平。化肥用得太多,迟早会引发连锁问题,而问题显然还不只在于土质领域:比如过量的氮磷大部分都流到水体中,造成水体的富营养化;氨的排放造成大气污染,氧化亚氮的排放引起温室效应――化肥在打开粮食增产大门的那一刻,也打开了生态环境的“潘多拉匣子”。

　　如果将过量使用化肥造成的环境成本与数字喜人的粮食产量相比――你很难说我们是占了多大的便宜。在高昂的生态成本面前,重复的也许不过是饮鸩止渴的故事而已。我们常说科技改变人类,但仍有些东西是科技改变不了的,譬如规律。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不是化肥决定的,不是人的胆量决定的,也不是统计数字决定的,而是这片土地之上的植物生存发展规律决定的。一颗玉米仁,不可能膨化成一宫殿的玉米。

　　化肥催出高产的粮食,和带血的煤炭、要命的时速,本质还是一个意思。化肥是农民使用的,但“化肥依赖症”果真需要农民“吃药”吗？无独有偶,前几日有媒体报道了水产养殖业的“药物依赖症”,记者走访一些水产大省发现:从生产到流通各个环节,虽然“药残”检测合格率不断提高,但生产领域“兽药鱼用”和“人药鱼用”仍是暗流涌动……“化肥依赖”或者“药物依赖”,不过是殊途同归的急功近利之举。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生产者,虽有道德失范的嫌疑,但市场体制与公共管理的制衡之力呢？不妨问一下,如果上市的大米不同等级有不同的价格,如果土地利用能纳入公共治理的范畴,“化肥用得越多越得利”的现状一定不可逆转？

　　日本古训云:“种植之前先做土,做土之前先育人”。土地退化是和人品降格一样可怕的事情,生化技术再发展,农业产品总归也是在能量守恒定律下玩的魔术。上个月的一则消息令人脸红:日本一家企业,在山东莱阳租地1500多亩,种地、养牛。对于在家门口种地的日本人,当地农民慢慢“失望”,因为日企不打农药,不用化肥,甚至地里长满草,他们觉得这是在糟蹋土地。“顺天收”的日本农企成了“化肥农业”眼中的一个笑话。

　　当土地里遍布着大量的化肥,干净的土壤就和干净的水滴一样稀缺珍贵。科学技术的价值旨归何在？生存秩序的边界底线何在？自然法则的敬畏何在？……“化肥依赖症”,不过是一个迟早要回应的警醒――而农民,是龙套,非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