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南与北的关系——北粮南调的大反转带来资源配置的大错位

    南方是我国传统粮仓，历史上，“南粮北调”在宋代已经成型的格局并一直是我国粮食供给的主基调，“湖广熟，天下足”等民谣就是“南粮北调” 的生动写照。据记载，明朝京杭大运河从南向北运粮的漕船达9000多艘，清朝每年从南方征收北运的漕粮多达400万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多年来，我国粮食供应格局逐渐发生变化，南方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如上海、浙江、广东、福建等历史上著名的“鱼米之乡”，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大量涌入，粮食生产在萎缩，而粮食需求呈刚性增长，“南粮北调”的大格局来一个大反转，逐渐演变成“北粮南调”。国家新规划的七区二十三带约800个粮食主产大县，绝大多数在北方。

    “北粮南调”是政策引导、市场选择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等结果，在国际国内粮食供求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紧平衡态势下，粮食生产供应过于集中于北方，南方粮食产需缺口持续扩大，这种地区产需大反转，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在宋代即已成型的南北农业生产资源配置的大错位。一是水土资源短缺凸显了北方粮食生产的不可持续性。北方地区（包括松辽、海河、黄河、淮河、内陆河五大流域片）水资源短缺矛盾突出，人口占全国的46.5%，耕地占64.8%，但水资源仅占19.6%，平均每亩耕地水量仅为南方的1/3。华北农业发展依赖的是200万口机井对地下水的掠夺性开采，华北地下水超采达1200亿立方米，京津冀 5万平方公里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降落漏斗区。东北地区从过去的旱作农业转种水稻也加剧了水土资源矛盾，尤其是黑土地耕作层正加速破坏。投资几千亿的南水北调工程何时发挥效益，能发挥多大效益还是一个未知数。所有这些表明如果不及时采取改进措施，北方粮食生产将难以为继。二是南方发展粮食生产的优势和潜力受到抑制。南方历来水量充沛、土壤肥沃，具有发展粮食生产特别是稻谷生产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也因此成就了湖南、江苏、浙江等地“鱼米之乡”的美誉。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给予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政策支持，南方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机械化水平、科技支撑能力等明显优于北方，尽管粮食总产量逐渐滑坡，但粮食生产能力较强，单产水平总体较高，而这种优势和潜力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而被掩盖，粮食生产逐渐退出了决策者视野而日渐边缘化。三是加大了区域粮食危机发生的风险。南方经济发达地区是全国重要的劳务输入地，也往往是粮食主销区，如广东、浙江粮食自给率分别只有30%、40%，2008 年分别调入粮食1368万吨、876万吨，广东常住人口已经过亿，跃居全国第一，人口不断增加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供应的压力。而一旦国内粮食供应趋紧，这些重度购粮区首当其冲，将会立刻面临粮食危机，其现代化进程完全可能大受拖累。

    “北粮南调”带来的种种风险和挑战，必须引起有关各方的高度重视，果断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应对，特别是要重视地区粮食供需均衡发展。一方面，要逐步提高南方粮食自给率，南方特别是沿海地区购粮区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加大种粮补贴，严格保护耕地，稳定甚至增加粮食播种面积，进一步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千方百计提高粮食自给率。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提升北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大中央财政对北方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的投入力度，注重应用先进科技，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不断提高水土资源利用率和单产水平。

    “大反转”带来的“大错位”，不仅需要各级政府不懈的努力，没有几代人的功夫是调整不了的，而且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协作，不是哪一个或哪几个部门就能办得了的。

    四、国与民的关系——民不储粮 国当补足

    粮食储备是市场供求的“稳定器”，是救灾备荒的“蓄水池”，是战略安全的“保证金”。我国的粮食储备有官方储备和民间储备。2000年，我国成立了专门负责粮食储备的机构，即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受国务院委托执行粮食收储任务，形成两级法人、三级架构、层级负责的垂直管理体系。中央储备主要用于服务军队、战争、重大灾害、突发事件，以及全国大范围的跨区域市场供求等。同时，按照粮食省长负责制的要求，形成了省、市、县地方粮食储备体系，要达到产区三个月、销区六个月的地方粮食储备。在国有储备之外，还有巨大的民间储备，我国约70%的粮食由农民消费和储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