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战略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从发展趋势看，我国粮食消费需求将越来越呈刚性增长，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加强粮食问题的宏观调控，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

    一、上与下的关系——政府要粮 农民要钱

    民以食为天，解决好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保障粮食供给是中央政府的基本目标。为此，国家设置了18亿亩的耕地红线，划定了基本农田保护区，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但粮食安全却不是农民的目标，对每一个农民来说，最关心的是如何提高收入，无论宣传工作如何出色，也不会使农民自觉自愿地减少收入来种植粮食。在一定条件下，农民在家种田还是外出打工，在家种田是种粮还是种其他作物，主要取决于比较利益的高低。目前全国已有约2.5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据抽样调查，2009年农民外出务工月平均工资为1659元，每亩粮食净收益仅192.4元，种粮农民辛辛苦苦忙活一年，不如打工一个月收入，因此也就不会把主要精力放在种粮上了。另一方面，对基层政府来说，粮食生产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任务，缺乏经济热情。产粮大县往往是工业弱县、财政穷县，在粮价较低和税收贡献优先的情况下，粮食生产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却难以带动GDP增加和税收的增加，远远没有工业项目和招商引资来得快，形成越抓粮食越穷的怪圈。在目前绩效考核体系下，基层政府种粮抓粮的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

    如何协调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三者利益关系，形成上下齐心协力、齐抓共管促进粮食生产的良好局面，关键是要调动“两个积极性”：一是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强化农民种粮利益引导，提高比较收益，使农民种粮不吃亏。在现有基础上中央财政要逐年较大幅度扩大对农民种粮的补贴规模，提高补贴标准。同时，在现有粮食补贴的基础上，增加对种粮大户的补贴，按照种粮大户耕地面积或提供的商品粮数量，提供相应的补贴，并在信贷、科技推广、农业机械作业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植，加快培育“核心粮农”。建立国内粮价与国际粮价的联动机制，大幅提高保护价水平，充分利用WTO “绿箱”、“黄箱”政策，大幅增加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增强补贴对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瞄准度。二是调动地方政府抓粮的积极性。要进一步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尤其是商品粮调出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奖补力度，建立产区和销区利益补偿机制，把粮食生产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对不同功能区实行有区别的绩效考核标准，不再以GDP论英雄，让重农抓粮的地方在政治上有荣誉、经济上得实惠、工作上添动力。

    二、农与工的关系——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依然在扩大

    农业是工业的基础。建国至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无偿从农民手里拿走了6000－8000亿元资金，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原始积累。今天，在粮食领域，出现了新剪刀差现象。一是农资与粮食的价格差越来越大。过去25年间，农资价格上涨了20倍左右，而粮食价格上涨只有五倍左右，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远远落后于农资等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幅度。二是农产品内部比价不合理，种粮与种经济作物的效益差距逐步扩大。虽然国家对稻谷、小麦等重要粮食品种实行了最低收购价政策，但种粮与种蔬菜、水果等其他经济作物相比，效益仍然太低。三是农产品与其他工业品比价不合理。改革开放 30多年来，粮食价格只上涨五倍左右，而不少工业品却上涨了几十倍，高的甚至几百倍。

    这种新的剪刀差，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直接导致粮食供给动力不足。许多农民宁愿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打工，也不愿意留在农村。形成这种新剪刀差的重要原因，就是粮价形成机制的不完全市场化和农资、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相对市场化之间的矛盾。处理好这种新型剪刀差，保持粮食稳定供给，需要多措并举，基本方法就是以工补农。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让粮价回归合理价位，适度上涨。只有粮价在合理范围内，农民对种粮有利可图，才能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增加粮食供给，这也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本措施。至于城市中的低收入者，则通过社会保障等途径，借鉴国外做法，发给食品补贴券，使其不至于因粮价的上涨而吃不饱饭。2011年，全国城市享受低保的人口为2310万人，每人每年补贴1000元也只需要231亿元，而给农民的粮食和良种补贴两项加起来比这个数字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