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疫病加剧，助推价格波动。近些年，高致病性蓝耳病、猪瘟和口蹄疫、流行性腹泻等疾病相继出现。疫病除了导致生猪直接死亡损失外，还导致患病母猪的流产或死胎，育肥猪生产性能严重下降，最大的问题是造成养猪户的心理恐慌，以致规模户出栏不补栏，散户则干脆退出。

　　最近，蓝耳病尚未平息，受访专家开始为新的疫病担忧：今年的猪流行性腹泻开始影响广东、河南、四川、湖南等地，该疫病直接导致母猪产崽为仅产单崽或者双崽，并且小猪成活率极低，不少养殖场小猪死亡率甚至高达30%。

　　其次，规模化水平低，组织化程度低。我国生猪养殖的生产单位非常多，而且结构复杂。以生猪生产大省江西为例，钟新福介绍，如果将一年出栏500头以上算作规模化经营的话，江西的规模化水平只在60%左右，而且最近每年都是以超过10%的规模化速度增长起来的。业界认为，当规模化养殖占到市场的80%以上，猪肉价格才会趋于稳定，“猪周期”振幅趋于平稳。

　　每逢周期性价格震荡，都会出现“散养户跑得快，规模户跟不上”的现象。农业部曾对全国20个生猪主产省调研，2007年7月散养农户生猪存栏量同比减少20.5%，规模场生猪存栏同比增加7.3%，散养户在本次波动中快速退出成为一个主要特征。“散户心态”加剧供求变化。

　　此外，中国的生猪养殖产业虽然有很多生产合作社，但是规模往往都很小，运作也不规范，往往只具有开培训班等单一功能。相比较而言，西方有很好的生产合作组织。比如，丹麦养猪合作社提供80%的市场供给。他们通过合作社，种猪统一培育、饲料统一生产、药品统一调配、联合办屠宰厂甚至银行等方式，组织“计划生产”，以降低风险。

　　其三，市场信息不对称，没有相应有效的信息预警机制。“虽然政府这几年也在加强信息预警监测的工作，但是依然存在很多问题。”钟新福坦言，由于生产单位多，难以普查，而抽测又存在误差等，使得收集基础数据困难。

　　而生产者和地方政府出于税收、疫病信息、政策红利等自身利益因素，很难保证提供数据的真实有效;实施具体操作的政府部门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生猪的生长周期长，需要至少提前3个月预警，与工业信息预警相比难度更大。

　　防止过度干预刺激“猪周期”

　　业内普遍认为，近年来我国“猪周期”时间缩短、幅度加大一个原因，是政府在价高时干预过度，价格低时扶持不力，导致“越调越乱”。近几年，政府调控越来越审慎。此前的6月15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表示，虽然近期猪肉价格相对于去年同期有所上扬，但商务部不会出台政策控制猪肉价格。这表明政府更多地尊重市场规律，让市场本身去发挥调节作用。

　　历史经验表明，大起和大落往往互为因果，大起不好，大落也不好。短期内猪肉价格攀高已经给养猪户发出了收益趋增的信号，此时相关部门出台各项促进生猪生产的政策，给予补贴，只会使扩大生产的信号更强，为下一轮生产过剩埋下伏笔。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谭砚文建议，“政府出台扶持政策要提防生产过度扩张，避免造成新一轮过剩。”

　　“让市场回归市场，政府管政府该管的事。”江西省上高县养殖户黎景阳以自己的养殖经历向本刊记者建议，从根本上缓解“猪周期”，需要加大科研投入疫病防控，培育和发展规模化生产，提高组织化程度，建立健全完整有效的信息预警机制。

　　本刊记者走访养殖户发现，在他们看来生猪价格的周期性涨跌尚可承受，而疫病风险则是最为无奈和忧心的。一些养殖户反映，由于一些乡镇没有足够资金建设冷藏设施来储存疫苗，使得免费疫苗向农户发放过程中失效。

　　受访专家建议，政府应加大疫病防控和科研的资金投入，提高疫苗免疫覆盖率;通过深化兽医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完善疫情监测、疫情报告和疫情处置体系，“有可能的话，政府应支持养猪企业进行科学试验和研究，并对影响社会公共安全的疫病控制增加投资。”

　　吴铁雄认为，欧美稳定农产品生产的方法是采取国家补贴：比如欧盟每公顷农地补贴是300~350美元，美国是100~150美元。要尽快对生猪业全面实行政策性保险制度，对养猪业，特别是规模化养殖场提供贴息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