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CPI大涨是因为食品整体上涨的结果，猪肉不是罪魁祸首，且猪肉涨幅过大是因为去年同期价格太低所致；针对肉价太高，政府应以补贴低收入者为主，不应直接干预价格和供求。

　　据时代商报7月18日报道，这个夏天，猪搅了我们的局。

　　首先，猪肉价格（下称肉价）再成推动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走高的主因。7月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6月份统计数据，当月我国CPI同比涨6.4%，创36个月新高，其中肉价上涨57.1%，被指对CPI涨幅贡献21.4%。其次，肉价打乱了国家调控通胀的计划，“猪贱伤农，猪贵伤民”的两难之局，让领导者和低收入群体寝食难安。再次，肉价和养猪业再成社会各方关注和争论的焦点问题。

　　农业部生猪波动规律性研究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显示，从改革开放到2007年，我国生猪生产先后经历了6次明显的价格波动（主要标志是年环比增长超过10%），其中，1988年、1994年和2007年为3次大波动，价格的年环比增长超过50%。

　　2007年那一轮持续上涨的肉价，成为拉动当年CPI涨幅的主要动力，肉价也成为当年宏观调控的主要施政对象。此后，肉价一路走低。与2007年不同，这一轮CPI从2010年1月的1.5%持续上涨到今年6月的6.4%。在物价持续上涨的18个月中，前12个月肉价都在低位运行，正是半年来凌厉上涨的肉价，让“2011年肉价大波动”不仅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四次大波动，还让肉价再次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7月3日和9日，温家宝总理先后赴辽宁和陕西密集调研肉价；7月12日，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促进生猪生产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以减缓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防止大起大落。

　　“稳定猪肉市场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三问肉价”后，温家宝的明确表态再次表明，“猪周期”牵动了中南海。舆论对此的评价是，“一头猪”拱伤了宏观经济。

　　与本轮通胀以来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政府干预菜价、油价、房价的表现不同，专业人士普遍认为：6月CPI大涨是因为食品整体上涨的结果，猪肉不是罪魁祸首，且猪肉涨幅过大是因为去年同期价格太低所致；生猪养殖多是小农经济，政府即便调控也未必能起到好的效果；针对肉价太高，政府应以补贴低收入者为主，不应直接干预价格和供求。

　　在网上的调查数据中，反对政府干预肉价的声音占多数。

　　我们认为，肉价的上涨，首先是市场的自我修复，去年同期猪肉价格是2007年以来的历史低点，这导致养猪户减少养殖，从而导致供应减少；其次，饲料、人工、能源、兽药等成本都在上涨，肉价不涨才奇怪；第三，猪疫病加剧，助推肉价大波动；第四，生猪养殖规模化水平低，组织化程度低，加剧市场波动；第五，生猪和猪肉市场缺乏相应而有效的信息预警机制。

　　基于上述原因及分析，笔者认为，稳定猪肉市场，政府的着力点恰恰不在于干预肉价，不在于“压小扶大”，而在于戮力同心地控制住生猪疫病的扩散和及时发布有效的信息预警。这是因为，控制疫病的流行和保证信息的畅通是政府的天然职责，而市场价格的波动和生产规模、生产效率的调节，则应严格尊重市场规律，交由市场“无形之手”去调控，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要求。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那些以“保证合理肉价”为理由的调控措施，恰恰是导致“猪周期”剧烈波动的主要推手；而支持生猪业做大做强以图稳定猪肉价格的良好愿望，或将堕入“大商家联手涨价”的商业怪圈，这一点，我们从洗化产品、食用油、石油、牛奶以及方便面等行业龙头企业的价格游戏中早有领教。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并不相信中粮、高盛、联想、网易或者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这样的企业涉足养猪业，我们的食肉感觉就会比今天更好。

　　市场经济中政府的权力边界在哪里，始终是政府需要面对的一个显性问题。而涉及稳定猪肉市场这一问题，笔者倡议“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