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国转基因主粮商业化即将有大规模推广的趋势时，政府也开始更多地转向聆听反转派(反对转基因)的声音。

　　中国农科院作物所退休研究员、玉米专家佟屏亚在博客上透露，其应邀参加了5月3日，国务院某办召开了一次关于转基因水稻商业化问题征求意见座谈会。佟屏亚同时在博客上公布其在那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内容，希望政府方面对转基因主粮产业化持审慎态度。

　　另一位参会专家透露，该座谈会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召集，但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样，又是一场转基因支持派和反对派的争论。因为，参会的专家一共有5位，“基本上是(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持保留意见的”。“主要还是听取不同意见。”

　　佟屏亚在发言中指出，转基因作物安全性是一个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命题，政府还未批准任何转基因主粮作物商业化，但“农业部门的官员、农业大学的院士、种子公司的老板，结成了一条稳固的保护链和利益链”。

　　200亿利益链

　　对转基因商业化种植危害性的研究，在国内“没有钱”

　　对于此前中国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推进进程，反对者之一、三农问题研究者李昌平用“快得惊人”来形容。

　　2009年10月，中国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和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首个批准主粮转基因种植的国家。

　　两个月后，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加速实施转基因主粮产业化”。此后，甚至有专家预测，到2020年，中国转基因农产品或将迎来大规模推广。

　　而在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等人看来，中国转基因种植真正发力是在2008年，当年7月9日，国家投入资金200多亿元，启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

　　“这么大一笔钱砸下去，涉及多少人？从政界、商界到学界！”李昌平说。

　　佟屏亚也表示，在农业科研领域，几乎没有专家教授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公开表示疑议。“如果表露‘反转’观点，将无法从‘重大专项’巨额经费中分得一杯羹！”

　　佟屏亚举出了一个例子，某水稻领域知名专家原来坚定地反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在重大专项公布以后，突然来了个180度的转弯。”

　　“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也迅速被提到日程，因为现行科研体制是以5年为一管理周期，一些研究人员希望自己培育的转基因水稻品种尽快商业化，以期报成果、获奖励、晋职称、显声誉。有些人甚至不惜采取非法手段实现转基因水稻扩散农田的既成事实。”佟屏亚说。

　　李昌平也认为，尽管此前政府只颁发了三个作物的安全证书，但是，这几种转基因具体种了多少大家不知道，而且，“没批的，也在种！”

　　近年来，一直有媒体报道，转基因水稻种子和稻米已经遍布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川、湖南、河南、浙江等地种子市场和食品市场。

　　李昌平表示，在国外对转基因商业化种植危害性的研究有巨额资金支持。但在国内这类研究却“没有钱”。

　　“反对报告”

　　“未来，应该会有十几个部委共同参与决策制定。”

　　“如果不是最近几年反对意见特别大，商业化推进会更快！”李昌平说。

　　2010年全国两会前夕，由国史学会原副秘书长苏铁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李昌平等各界人士起草，并由100多人联署的一封反对转基因主粮的公开信寄到全国人大。政协委员亦联名上交提案，担忧转基因主粮商业推广的安全性。

　　而就在此次座谈会前，有消息称，由农业部、环保部、科技部和卫生部组成的四部委联合调查组，在山西、黑龙江、吉林、山东、广东等多个省份对转基因生物安全进行了调查。

　　同时《南方周末》透露，不久前，一位新华社记者撰写的关于转基因水稻不能立即商业化推广的内参再次得到国家高层的批示，要求相关部门展开调研。为此，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已连续召开了九次会议征求各方意见。

　　此次座谈会正是其中之一。

　　佟屏亚的发言中认为，政府应该严格转基因作物管理，大力推进在全社会公众参与下的广泛传播，尤其是需要提高重大决策的透明度。他表示，“中国没有必要率先种植转基因水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