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方政府专注于谋地的多，着眼于农民利益的少。在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增加农民福祉的名义下，却行着竭尽全力以较小代价换取最大用地回报之实。目前在农地流转中存在几种乱象值得警惕：

　　主客体颠倒，农民成被动接受角色

　　不少地方政府为了获取眼前的土地“指标”，在农村建设用地流转方法设计上，针对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不同而形成的流转条件差异，肆意按照自己的利益取向设定补偿形式和标准。而本该是主体的农民最终只能担当方案接受者的角色。

　　只盯用地指标，费尽心机“让民上楼”

　　目标是什么不明确。流转的目的是为“三农”发展，还是仅仅为“用地指标”，结果自然迥异。一些地方并没有树立为农民谋发展之心，自然不能有 “取之于农（地），用之于农（民）”之策，地方政府费尽心机拆旧建新、让农民上楼、“整理倒腾”土地，眼睛紧紧盯着的是城镇发展匮乏的建设用地“指标”，打的算盘是通过“经营土地”，发展房地产，要的是GDP。

　　产权界定不清晰，农民利益难保障

　　由于土地流转会打破原有的土地户界、村界，因此权属必须清晰，产权制度改革必须置于工作的前端。然而，在一些地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含宅基地）、房屋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等登记、颁证工作还不到位的情况下，在缺少法律保护的状况下，农民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

　　威逼利诱让民签字，承诺不兑现

　　无论是拆迁、上楼还是换社保、引进产业，应该坚持农民完全知情下的自愿原则。但是一些地方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对农民先期许诺，威逼加利诱让农民签了字，最后承诺不能兑现，农民却投诉无门。

　　农民以宅基地换房，损失发展权

　　由于我国土地尚缺乏市场定价要素，农民缺乏充分定价权，征地主要由地方政府定价，所以，土地的流转条件受地方政府的财力乃至认识水平的影响非常大。如果再加上集体甚至开发商的利益博弈，往往造成农民解决了住房，或者简单地“以宅基地换来了房”，“以土地换回了社保”，但却缺失了更重要的财产权和发展权的保障。

　　针对存在的问题，要尽快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后农民的保障机制，国家层面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政策和法规势在必行。

　　警惕新“征地运动”

　　据媒体报道，山东诸城在全国率先大规模撤销全部行政村,小村庄合并成大的农村社区，山东淄博、临沂、济宁、德州、聊城等地都也部分推行了“撤村改社区”。这种现象近年在全国遍地铺开，在这些农民“被城市化”表象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巨大的“土地财政”冲动,不仅严重侵害了农民的财产权，还制造了大量潜在的“三无”（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农民，贻害甚重。

　　这种假借村建设的“并村改区”运动,其推动力是基层政府归并和缩减农村住宅建设用地,以获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增加地方财政收入,间或有基层、村领导及开发商的个人牟利冲动。而他们所依据的就是国土资源部出台的“城乡建设用地挂钩制度”。2004年国务院28号文提出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置换”的方案,地方政府新增城镇建设用地不得超过农村退出的宅基用地面积,如果农村不能退出宅基地,城镇就不能新增建设用地,非农产业（包括房地产）发展就会受土地制约,地方政府也就无法通过土地征用和土地出让的价格差额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在此后2008年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中央要求推进农村土地的集中和规模流转,本意是鼓励农地的流转,有利于农业的发展。但基层政府多利用集中和流转概念“并村改区”,把宅基地置换为可进入市场交易的建设用地,把倒腾出来的土地用于商品房开发或者用于工业开发。

　　这种政府强制驱动的的征地运动所造成的危害极大,首先是对农村社会秩序的冲击,并埋下诸多隐患。因为一旦乡村城镇化后,农民生活就会陷入商品化的世界,比如煤气、暖气、水、治安等收费以及因无法喂养家畜等而必须购买食物,这会大幅提高农民日常生活成本并得以固化,显然与农民不稳定的收入存在冲突,提高了生存压力。

　　传统的乡村秩序是以血缘与地缘关系维持并受乡俗伦理约束,如若大规模迁移造成乡村传统秩序瓦解,在收入不稳定的巨大生活压力下,可能会造成社会诸多社会问题。此外,大部分农民仍在务农,高层楼房导致农具无处搁放且与农地距离遥远,增加了农民务农成本与麻烦;而由于大部分农民在过去几年都实现了住宅翻新,拆迁的做法也是极大地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