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个变化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农业投资对减少贫穷国家的饥荒是多么重要。2007年10月，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认定国际组织和非洲各国政府都没有充分帮助非洲的贫困农民，且过去15年来忽略了对农业的投资。在经过了几十年来对农业投资缺乏信心，征询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却鲜见实效后，世界银行等组织在过去的两年已改弦更张，开始向农业注入资金。

　　近年来，“将绿色革命引入非洲”计划开始启动。2006年以来，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共捐赠了近5亿美元援助非洲的“绿色革命”联盟。该联盟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植物育种计划引进到非洲各大学，提供给农民充足的肥料。接待我们调查这个计划执行情况的是瘦小精干的菲丽瑞·纳可玛女士，她在马拉维的一个乡村里担任农业推广干事。我们搭乘一辆小货车，从她位于尚巴区的办公室出发，穿越被火烧黑、点缀着蓝紫色花的田野。途中，她向我们介绍了当地的执行情况。村民可以拿到免费的优良种子与化肥，只是他们在收获时必须拿出3袋玉米支持学校的餐饮项目。他们也可以领取蚊帐和抗疟疾药物，享受诊所住院医师的治疗，拥有一间存放粮食的仓库，而且每户有一口离家不超过1000米的水井。在受到资助的村子里，学校、道路交通、电路与网络系统也在不断修建和完善之中。

　　这片乡村显得欣欣向荣。纳可玛带我去看用闪亮的波型钢做屋顶的新建砖房和一座装满了种子和肥料的仓库。树荫下有100多个村民正在听银行工作人员讲解如何申请农业贷款。马拉维的“机遇国际银行”把一辆卡车暂时改作移动银行，好几个人在车子的出纳窗口前排队取钱。卖卷心菜的科斯马斯·吉姆威尔也在排队。他说：“卷心菜卖得很好，我已经买了三辆自行车、一台电视、一部手机，还修建了更好的房子。”

　　这些事总能让协助引进这项着名计划的官员费赞·帝波提感到欣慰。他说：“当时国际捐助者跑过来问，‘你们要什么？’我们回答我们不要钱，也不要面粉，只要肥料和优良种子，他就算做了好事了。”现在，村民不必整天乞食来养活腹部隆起的生病的孩子。说着，他望着几个从村子的新水井中打水，边洗衣边嬉闹的孩子。“这个项目实施后，到处都有清澈、洁净的水了。”帝波提说。

　　“绿色革命”后遗症

　　虽然非洲一些国家正在引入“绿色革命”，但是，“绿色革命”的奇迹如今在印度旁遮普邦消失了。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粮食产量的增长趋势已基本停止，而过度的灌溉导致地下水水位骤降。成千上万亩的耕地成了盐碱地、泡水地。40多年的密集灌溉、施肥、使用农药，极大地破坏了旁遮普邦的土壤，也伤害了那里的居民。在尘土飞扬的不提瓦拉村，大约有6000多居民。留着飘逸长须、头戴蓝色长巾的村长老贾格瑟·辛算出了死亡总人数，“过去4年中，我们这儿有4人死于癌症。”他说，“医生说，我们这里的癌症可能是水质不好引起的，我们这里的水被农药污染了，但是大家别无选择，只能喝这些毒水。”

　　穿过狭窄的街巷和路旁成堆的干牛粪，贾格瑟·辛带我们去见阿玛姬·考尔。她是一位40多岁的瘦削女人，常年喝用她们大杂院里的手动水泵抽上来的水，去年查出患了乳腺癌。50岁的泰姬·考尔也得了乳腺癌。她说乳腺癌手术的痛根本比不上失去孙子的痛，她的孙子7岁时就因白血病夭折了。贾德夫·辛是个长得很可爱的14岁男孩，可脊椎却在慢慢退化。他父亲谈到他的病时，贾德夫·辛正坐在轮椅上看电视里印地语版的《天线宝宝》，医生说他活不过20岁。

　　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癌症病例肯定是由农药引发的，但是研究人员在旁遮普邦农民的血液中、地下水中、蔬菜里、甚至母乳中都检测出了长期不能分解的农药。因为从马尔瓦区坐火车到比卡内尔癌症医院看病的人太多了，所以那趟火车被叫做“癌症快车”。政府很重视这一现象，花了一大笔资金为受害最重的村庄兴建逆渗透水处理厂。此外，越来越昂贵的化肥和农药成为旁遮普邦农民的沉重负担，让很多农民欠了一屁股债。研究发现，1988－2006年，旁遮普邦接受统计的93个村子里就发生了1400多起农民自杀事件。据某些团体估计，旁遮普邦在那段时间的自杀人数共计为4万～6万。其中，很多人喝农药或者上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