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深圳３月１３日电（记者郑天虹 黄浩苑）３３岁的刘银花与生产线上一群８０后、９０后女工相比，显得格外沉静。她的年纪虽大，但打工的年限却比其他小姑娘要短。刘银花结婚、生子一直在江西农村，如今，她结束了长达７年的留守生活，与一直在深圳打工的丈夫团圆。

　　刘银花的孩子在深圳关外一所公立学校上小学，深圳取消借读费的政策使得农村留守儿童可以跟随进城务工的父母，免费入读公立学校。同时，刘银花也“解放”出来在深圳找一份工作为家庭增加收入。

　　“我等了７年，现在一家人终于在一起了，这比什么都重要。”刘银花说。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作为城镇化主体的农民工群体，其流动形态正发生着变化：从单一劳动力“独闯”都市到携妻带子的“家庭化”迁移。３０年来，“男工女耕”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正在被打破，“家庭化”移民使得农村逐渐变成空城，或是只有老人留守的空巢。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调查发现，家庭化移民是目前农民工迁移的主要模式。在深圳、东莞等农民工聚集地，甚至可以看到整个村子都复制过来的群落，形成一个亚农村社会生活圈子。

　　在深圳八卦岭工业区附近，湖南平江一个村子的人都住在那里，平江话是这里的通用语言。在深圳，可以找到内地１０００多个村子的“复制品”。

　　然而，房子与孩子是农民工“家庭化”迁移中难以逾越的一道坎。目前，“家庭化”移民的农民工大部分“蜗居”在城市的边缘，以种种方式降低在大城市中的生活成本。即便仅仅是３００元的月租，农民工也往往是选择几户人家合租。

　　此外，教育也是农民工“市民化”中另一个难解的心结。目前，只有深圳、上海等极少数城市取消了义务教育阶段孩子的借读费，高昂的教育支出是农民工“家庭化”移民亟须破解的难题。

　　如何安置迁徙的农民工家庭，涉及到户籍、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方方面面，客观上必然给城市资源供给带来压力，给城市公共管理带来挑战。

　　根据广东省政协专题调研组的调研报告，广东外来工子女以每年２７万至３０万人的速度在增长，总数及增幅均居全国首位。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两会上表示，仅东莞一个市，每年要解决５万外来工子女的上学问题，财政上就要投入１５亿元。此外，广东还计划每年解决６０多万农民工在城市永久性居住的问题。

　　广东省社科院人口与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郑梓祯认为，实现土地流转和户籍开放是实现农民工“家庭化”移民融入城市的重要一步。“土地流转和开放户籍是让农民工带上资本进城，以土地换社保，享受与市民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养老、医疗、教育等各个方面享受基本的保障。”郑梓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