氮素对环境破坏最典型的例子是2007年太湖出现蓝藻。虽然大多数人认为工业污染造成了这一后果，但朱兆良认为大量损失的氮肥向水体迁移，也是水质变坏的一个原因。

　　“这是一个历史渐进的认识过程。70年代我就向当地的农业局提过，说氮肥施多了，但他们根本听不进去。”曾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的朱兆良记得，1998年太湖氮磷含量已经超标，出现富营养化。

　　这一年全国政协开会时，朱兆良向中央主要负责人提出了氮肥过量使用的问题。半年之后，他在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发现有这样一段话：“要控制工业、生活及农业不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对土地和水资源的污染。”

　　“具体让地方上采取控制，需要一个复杂过程。”朱兆良指出，“过去非常强调肥料早期的释放，而且主要是施在土地表面，这时候作物的根系很弱，氮肥很容易损失。”

　　他强调，化肥施用引起的是非点源状污染。它虽然目前还没有导致粮食产量明显下降，但对设施蔬菜等产生的影响已经非常常见。

　　根据中国农科院在北方五省20个县集约化蔬菜种植区的调查，在800多个调查点中，50%的硝酸盐含量超标。

　　氮肥气态损失同时带来了温室气体排放：氮在土壤微生物的硝化和反硝化作用下，使部分氮肥变成了氧化亚氮这样的温室气体。

　　“氧化亚氮的比例很低，但它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300倍，而且会破坏大气中的臭氧层。”朱兆良指出，这种效应已引发不少国际压力。“中国氮肥施用量是世界第一，氧化亚氮的排放量是不是也是世界第一？国际上认为氮肥的过量施用，会导致氧化亚氮的排放超比例增加。”
 

　　谁指导农民用氮

　　在朱兆良看来，氮肥的过量施用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技术人员、地方上抓农业的领导，包括农民脑子里只想着怎么增产，可以说是不惜工本，把粮食生产作为政治任务。”朱兆良说，现在这些影响还在，不过已开始淡化。“久而久之，对农民来说，形成一种心理上的惯性，总是怕氮肥施得不够。”

　　这导致中国氮肥的产能从70年代初开始快速增加。除此之外，现有生产技术条件导致农民只凭借经验施肥，“盲目，没有真正的标准。农民缺乏这方面的技术指导。”

　　进一步说，农业技术推广系统的薄弱“助长”了氮肥的不合理施用。一些地区的农技推广系统因为没有足够的运作资金，只能通过经营化肥和农药获取收入，对指导农民降低农药和化肥的使用缺乏积极性。

　　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对湖北和福建两省的农村调查时发现，最近20年间只有不到15%的家庭接受过施肥培训，只有34%的农民能从技术人员处获得农药施用的技术指导，超过84%的农民会超过规定标准剂量使用农药。

　　最近有专家在报告中提出建议：减少对氮肥生产和流通行业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并设定化肥生产和使用减量目标。在朱兆良看来，这一政策需要区别对待。

　　“这是参考国外的经验，比如欧洲国家有一些税收政策，也取消对化肥企业补贴。这个事情对中国恐怕要慎重，我们现在所谓过量盲目施用氮肥，主要在高产地区。”朱兆良指出，对这些高产地区农户来讲，即使增加税收也不一定在乎。“一家就几亩地，一亩地增加二三十元成本费，也就是一二百元的事。这是规模上的问题。如果是400亩、500亩的经营户，影响就大得多了。”

　　对中低产地区来讲，成本提高则限制了氮肥利用。其结果很可能是中低产地区的产量受到影响，高产地区并无改变。

　　“国外的政策移植过来很可能水土不服。国内已经找到了一些出路。”朱兆良告诉本刊记者，2000年前后苏南一个分管农业的市委副书记告诉他，当地把畜禽粪便从农民那里收集起来，并加工成商品化的有机肥料。地方政府承诺工厂每生产一吨有机肥料就补贴100元人民币。“如此，就在提高有机化肥资源化利用的同时，自然地降低了化学氮肥的施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