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朱兆良院士眼中，寿光、桓台等地的氮过量情况并非孤立事件。

　　“现在我国的氮肥产能占全球氮肥施用量的三分之一。我国氮肥的生产量、使用量都是世界第一。”朱兆良介绍说，氮肥消费量在1961年时我国是54.4万吨，全球是1160万吨，只占世界的5%；到2001年我国是2240万吨，全球是8100万吨，已超过四分之一。

　　“有的东西不到一定程度是不会被提上日程的，但问题一直在积累当中。”朱兆良告诉《望东方周刊》，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太湖调研时，就提出了氮肥过量施用的问题，但没有引起重视，“毕竟氮污染不像工业污染那么迅速和直观。”

　　随着太湖蓝藻等事件的爆发，氮肥过量使用和农业污染之间存在的种种纠葛，以及如何看待和化解氮肥过量使用造成的后果，应成为决策者应当面对的问题。

　　多施化肥反而导致减产

　　早期研究表明，中国的农田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一直处于氮素亏缺状态，70年代达到平衡。朱兆良及其团队认为，此后中国大多数地区的氮素盈余不断增加，尤其是在东部沿海省份。

　　“在一些粮食高产地区，过量施用氮肥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朱兆良介绍说，这些过量施用氮肥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以华北、华东为主。从省际带状分布来看，从山东、江苏一直到广东珠三角，“同时，中国内陆的粮食高产区也有这个问题，像河西走廊一带，也是‘大水大肥’的做法。”

　　根据对单位耕地面积农田养分平衡量的计算，全国农田氮素平衡量可以划分成五组。其中第一组包括上海、江苏和福建，是中国东南部发达省份和城市，施肥量最大，氮素盈余量最高，达到每公顷266公斤；

　　第二组包括广东、浙江、北京、天津、山东、河南和湖北，盈余量较高，在170公斤至266公斤之间。

　　盈余量最小的一组包括黑龙江、西藏、新疆、内蒙古、甘肃、山西和广西，低于64公斤。

　　农田氮素平衡是氮素收入和支出的平衡。收入包括化肥、农作物的残茬和有机肥使用、生物固氮等；支出包括收获农作物时从农田中的带走量。

　　根据该团队的预测，2015年中国除江西、山西外的中部和东南部所有省份，均将进入潜在高风险区---因氮肥滥用而导致地下水硝酸盐等过量，影响环境安全。与2000年相比，风险增高的省份增加了7个。

　　朱兆良认为，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民对氮肥的施用总量明显超过合理用量，“超过的幅度至少在20%到50%之间。”

　　朱兆良以他进行了20多年研究的太湖地区为例，根据2004年到2006年试验结果，每公顷施用量到200公斤左右，水稻产量已经达到最高；施肥量达到每公顷300公斤时，产量没有变化。

　　他解释说，对同一个品种来讲，在同一年度，氮肥用量越高，增产效果越低。增产的效果曲线是在达到最高点之后下降。

　　在2009年的另一份报告中，朱兆良与同事通过对河北、河南、山东等高产地区的121块农田的研究发现：小麦的氮肥实际用量是平均每公顷325公斤，但试验显示最佳用量是128公斤；玉米的实际用量平均是263公斤，最佳用量是158公斤。
 

　　朱兆良对我国农业氮素平衡的估算结果表明，反映氮素农业效益的收获物氮量占总收入氮量的比例，已从1979年的57%下降为1998年的43%，20年间下降了14个百分点。

　　他着重提到，过量施用氮肥会给产量带来负面影响，“如果按照氮肥标准用量128公斤施肥，每公顷小麦的产量是6024公斤。但是目前按照农民的施肥量，产量只有5764公斤；玉米也是同样结果，按农民习惯性施用量每公顷只产8500公斤，但按照最佳用量每公顷可产8900公斤。”

　　“现在我们不完全按试验结果，保险一点，减少20%至30%。施氮量少了以后，不说增产，至少产量不会减少。”朱兆良说，这在一些地区已经过严格试验。

　　氮肥导致环境压力

　　不过与过量施用氮肥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相比，肥效的降低还不是最突出的问题。

　　“氮肥过量施用后，浪费的氮肥大量进入自然环境，对环境造成了很大压力。”朱兆良指出，根据上述华北地区对小麦施氮量的研究，在合理用量下，氮肥的损失量是每公顷25公斤进入环境；而按照农民的施肥量，氮肥的损失量是71公斤，环境压力增大了2.8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