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9到90年代中期，农业主要是抓粮食生产，但是同时没有放松多种经营。从1998年开始，国家对农业进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始终得到加强，但是我们也把其它的行业发展起来了，整个农村的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从2004年到现在，中央已经连续出台了6个一号文件，最根本的或者标志性的变化就是我们取消了农业税，对农民实施了一系列的行之有效的强农惠农政策，这也使整个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从农产品的供给，从农业的生产角度来划分的四个阶段。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体制、机制和政策调整的角度看，应该说中国整个农业的变化是我们对农业所采取的制度性的安排和政策性的安排分不开的，这个角度也有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78年，最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在建国初期进行了土地改革，开展了合作化的运动，到后面开始搞人民公社的集中经营体制，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发展，到1984年，这个阶段主要的特点就是我们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济体制，也就是我们形成了新时期的农村经济制度。

　　第三个阶段，应该说是侧重于流通体制改革阶段，从1985年到1991年。那个时候我们开始探索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农村改革。尤其在这个时候，整个农村经济全面繁荣的基础是我们发展了乡镇企业，这也拉开了农村经济变革的序幕的标志性政策调整。

　　第四个阶段，从1992年2002年，这期间也是我们深化了整个农村的改革，包括农产品的流通体制，农产品要素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从2001年开始我们加入了世贸组织，全面开放了农产品市场。

　　第五个阶段，从2003年到现在，我们拉开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序幕。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从 2004年开始连续出台6个一号文件，基本上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农业政策支持体系，到现在正在加快形成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所以从这个政策制度、体制、机制的角度来看，这个脉络也是非常清楚的。正是因为这些体制、机制的创新，这些政策的调整，才使农业到现在有了一个崭新的格局。

　　还有一个是从宏观的层面看，国家对农业和工业化是有不同的战略取向。改革开放之前，前30年我们基本上是以优先发展工业，搞工业化为战略趋向，那个时候对农业实施的是剥夺政策，从农业部门抽取资源，支持工业，支持城市的政策。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整个农业产业，整个农业部门是为城市工业服务的。

　　根据我们的估算，当时为了用农业支持工业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说“剪刀差”，价格的“剪刀差”，使农产品的价格和工业产品的价格比价关系被扭曲，就形成了价格剪刀差，也就是刻意压低了农产品的价格，这样使农业为工业提供支持。从建国初到80年代中期，通过这种剪刀差，使农业为工业部门提供了大概接近6千亿的支持，每年下来有300多亿，还加上税收等等。这是一个阶段，从战略上讲农业处在非常不平等的地位。

　　第二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到90年代的中期，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如果继续这么剥夺农业的话，实际上对整个国民经济非常不利。因此，对整个战略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但是由于历史的关系，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要一夜之间转变这样一种对农业剥夺的趋向是不可能的，再加上国力有限，也不可能对农业有太多的支持。尽管这期间我们对农业的战略趋向做了调整，但这时仍然是农业支持工业。我们用了一个国际组织的算法，大概在这期间我们每年从农业部门吸取的资源是1000亿元人民币。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由于我们农村的改革，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同时在后来改革了农村的流通体制，这种对农村的剥夺的现象开始有所减缓。

　　第三阶段是1995年到2002年，我们开始了重大的生产调整，减少对农业的剥夺，减少对农业资源的抽取。我们算了一下，如果用国际组织的一个计算方法来测算的话，我们大概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政府对农业的支持趋向开始由负向正转变，尽管不是很高，但过去有一个指标叫PSE，就是“生产者补贴等值”。过去这个指标基本是负值，负值表明是对农业剥夺，正值对农业是保护，所以90年代中期开始，这个值由负变为正，表明我们对它的战略趋向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