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介绍：

　　程国强博士，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副主任、研究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荣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兼任国家粮食局专家顾问，商务部中国政府WTO通报咨询顾问，国家质检总局“中国进出口动植物风险评估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大学兼职教授。1997-2001年曾任中国加入WTO代表团农业专家组组长。多次参加中央农村政策文件和中央1号文件起草。曾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多篇。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发展奖二等奖。

　　主要研究领域：农业与农村发展、宏观经济、国际经济、多边与双边贸易谈判、管理体制等理论与政策研究。

　　曾几何时，西方人对中国粮食生产能否自给忧心忡忡，如果中国人不能养活自己，那么他们将使全世界挨饿。然而，经过新中国60年的发展，这个有着世界第一大人口的国家用世界9％左右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左右的人口，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奇迹。中国，也从 1949年时的饥饿贫困状态步入到现在小康水平，中国人不但养活了自己，而且帮助了世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副主任程国强研究员做客中国访谈，回顾从饥饿到小康的中国农业60年。

　　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

　　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曾几何时，西方人对中国粮食生产是否能够自给忧心忡忡，因为如果中国人不能够养活自己，将使全世界挨饿。然而经过新中国60年的发展，这个有着世界第一大人口的国家用世界9%左右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左右的人口，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奇迹。中国也从1949年的饥饿贫困状态步入到了现在的小康水平。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副主任程国强研究员为大家梳理一下我国农业60年走过的发展道路。程主任您好，非常欢迎您的到来。

　　程国强:

　　你好，中国网的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

　　首先请程主任为大家梳理一下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农业走过了怎样的道路，经过了哪些阶段？

　　程国强:

　　回首60年中国农业取得的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我们用有限的耕地养活了这么多的人口，应该说这是一个世界的奇迹。如果要梳理其实有很多事讲，比如可以从农业的供给角度讲，农业是要提供农产品的，从这个角度它有一些发展的阶段。同时，整个农业的发展靠国家的体制、机制的创新，靠国家的政策。但是60年来，我们经历了不同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的调整阶段，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把农业划分为15个阶段。

　　还有一种视角，就是整个国家对农业的战略倾向，也就是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国家农业战略的调整。比如说前30年，我们是优先发展工业化，要牺牲农业的利益来支持工业的发展。从这个战略倾向来判断，我们整个农业的发展也经历了三、四个阶段。所以我们可以粗略的为网友为做一个阶段的划分。

　　比如说从农产品的供给，从农业的生产发展来看，最根本的就是看粮食。粮食在60年里面整个上了八个台阶，也就是从解放初的3000亿斤开始，到90年代中期，到1万亿斤有八个台阶。基本上前30年四个台阶，后30年四个台阶。后30年的四个台阶和前30 年的四个台阶相比较难度更大，因为起点更高、坡度更高，应该说我们在农业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也更大。

　　从这个角度我们注意到，如果从粮食的角度，基本上前30年可以大概的算是一个阶段，那个时候国家为了重工业发展的需要，采取了以粮为纲的方针，我们整个的农业生产都集中在单一的粮食生产上。尽管我们花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期间粮食千亿斤的台阶相对比较缓慢。所以在那个时候，中国人还吃不饱肚子，都在饥饿的线上挣扎，在这个阶段整个农业的生产效率不是很高。

　　从1978年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发展，对整个农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应该说对整个农业开辟了一个新的发展道路。在这个阶段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提高了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也调整了农业生产的结构。到现在，我们不仅粮食上了四个台阶，达到1万亿斤，使13亿人口能够吃饱饭，同时农民收入也大幅提高，农村面貌发生重大变化。

　　从1979到90年代中期，农业主要是抓粮食生产，但是同时没有放松多种经营。从1998年开始，国家对农业进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始终得到加强，但是我们也把其它的行业发展起来了，整个农村的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从2004年到现在，中央已经连续出台了6个一号文件，最根本的或者标志性的变化就是我们取消了农业税，对农民实施了一系列的行之有效的强农惠农政策，这也使整个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从农产品的供给，从农业的生产角度来划分的四个阶段。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体制、机制和政策调整的角度看，应该说中国整个农业的变化是我们对农业所采取的制度性的安排和政策性的安排分不开的，这个角度也有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78年，最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在建国初期进行了土地改革，开展了合作化的运动，到后面开始搞人民公社的集中经营体制，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发展，到1984年，这个阶段主要的特点就是我们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济体制，也就是我们形成了新时期的农村经济制度。

　　第三个阶段，应该说是侧重于流通体制改革阶段，从1985年到1991年。那个时候我们开始探索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农村改革。尤其在这个时候，整个农村经济全面繁荣的基础是我们发展了乡镇企业，这也拉开了农村经济变革的序幕的标志性政策调整。

　　第四个阶段，从1992年2002年，这期间也是我们深化了整个农村的改革，包括农产品的流通体制，农产品要素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从2001年开始我们加入了世贸组织，全面开放了农产品市场。

　　第五个阶段，从2003年到现在，我们拉开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序幕。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从 2004年开始连续出台6个一号文件，基本上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农业政策支持体系，到现在正在加快形成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所以从这个政策制度、体制、机制的角度来看，这个脉络也是非常清楚的。正是因为这些体制、机制的创新，这些政策的调整，才使农业到现在有了一个崭新的格局。

　　还有一个是从宏观的层面看，国家对农业和工业化是有不同的战略取向。改革开放之前，前30年我们基本上是以优先发展工业，搞工业化为战略趋向，那个时候对农业实施的是剥夺政策，从农业部门抽取资源，支持工业，支持城市的政策。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整个农业产业，整个农业部门是为城市工业服务的。

　　根据我们的估算，当时为了用农业支持工业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说“剪刀差”，价格的“剪刀差”，使农产品的价格和工业产品的价格比价关系被扭曲，就形成了价格剪刀差，也就是刻意压低了农产品的价格，这样使农业为工业提供支持。从建国初到80年代中期，通过这种剪刀差，使农业为工业部门提供了大概接近6千亿的支持，每年下来有300多亿，还加上税收等等。这是一个阶段，从战略上讲农业处在非常不平等的地位。

　　第二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到90年代的中期，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如果继续这么剥夺农业的话，实际上对整个国民经济非常不利。因此，对整个战略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但是由于历史的关系，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要一夜之间转变这样一种对农业剥夺的趋向是不可能的，再加上国力有限，也不可能对农业有太多的支持。尽管这期间我们对农业的战略趋向做了调整，但这时仍然是农业支持工业。我们用了一个国际组织的算法，大概在这期间我们每年从农业部门吸取的资源是1000亿元人民币。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由于我们农村的改革，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同时在后来改革了农村的流通体制，这种对农村的剥夺的现象开始有所减缓。

　　第三阶段是1995年到2002年，我们开始了重大的生产调整，减少对农业的剥夺，减少对农业资源的抽取。我们算了一下，如果用国际组织的一个计算方法来测算的话，我们大概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政府对农业的支持趋向开始由负向正转变，尽管不是很高，但过去有一个指标叫PSE，就是“生产者补贴等值”。过去这个指标基本是负值，负值表明是对农业剥夺，正值对农业是保护，所以90年代中期开始，这个值由负变为正，表明我们对它的战略趋向发生了变化。

　　从2004年到现在，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两个趋向的论断，也就是说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大论调，所以我们到了这个阶段，要对农业实施反哺政策，标志着整个国家对农业战略的趋向有了一个策略的转变。由过去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开始真正转变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中一个最标志的就是从2006年1月份开始，农业税退出历史舞台，这也标志着农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由过去的给予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60年的农业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从三个视角来看，也可以验证为什么我们的农业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主持人:

　　刚才您用不同的视角为大家梳理了中国农业走过的60年的道路，您觉得如果用简单的话来说，我们中国的农业究竟走过了一条怎样的道路？

　　程国强: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策问题，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问题，我们一直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我们认为中国一直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只是前30年我们采取了另外一些措施，后30年我们对它进行了调整，但是根本上我们都在探索适合我们国情的道路。比如说在建国之初，中央就确定了要以机械化、化肥化、水利化、电器化“四化”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现代化，当时就考虑我们的农业就应该是“ 四化”。另外，就是用农业物资的技术装备来改造农业，要加强农田水利机电建设等等，一直到现在，这套思路和举措对我们的农业发展有深刻的影响。比如说现在很多的水利灌溉设施基本都是50、60年代，甚至是70年代修建的，这样就为我们现在的农业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毕竟当时条件有限，加上整个经济战略偏向于工业和城市，所以对农业来讲路没有走出来。

　　进入新时期以来，特别是从十六大以来，我们对整个农业发展的战略趋向，中央有非常深刻的考虑，有非常系统的考虑。比如说在2003年，中央提出来要把农业发展问题，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尤其是从2004年开始连续出台6个一号文件，最根本的主题就是要解决好农业发展问题，解决好农民增收的问题。

　　从十六大以来，我们对农业的发展道路的探索和选择，以及通对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总结来看，我们已经找到了方向，就是要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道路，而且在三中全会上进行了全面的部署。所以简单来说，前30年也好，后30年也好，我们都在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道路。

　　主持人:

　　我们特别想了解，如果总结我国农业60年来最突出的成就和变化是什么？

　　程国强:

　　变化非常多，60年走过来，在整个农业、农村发展的方方面面都体现着变化。概括来讲大概有五大变化。

　　第一，我刚才讲到农产品供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比如说我们在前30 年，尽管是以粮为纲，花了很大精力抓农业、抓粮食，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吃饱饭。但是现在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也就是整个粮食、畜产品和其它农产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算了一下，前30年的四个台阶，后30年的四个台阶，基本上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创造了我们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占世界人口21%的奇迹。我觉得这个变化是很多国家很难复制的，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人口大国，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他们现在的粮食还受到严重的威胁。但是我们在90年代中期，应该可以提早到80年代中期，这个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应该说这是世界上公认的，或者是我们能为我们的农业化道路作出最恰当注解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