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粮食组织”决定，在哪里开仓或收储。并不是将粮食囤积在一个地方，而是每个国家如中国、印度等保持自己的储备，像IMF那样根据储备数量拥有“粮食席位”。一旦发生情况，比如，非洲发生大饥荒，而某国手头有粮食，那么就可以通过这种机制将粮食储备转移到非洲。这是可行的，并不是革命性的全新想法。

　　我们没有试图完全抹平粮食价格波动，只是希望避免大幅度波动，避免饥荒。

　　CBN：目前，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有类似地位。你提议的新组织，是否具有类似IMF投票权式的组织形式？

　　布劳恩：这个粮食组织的成员数量将有别于现有的联合国组织。它将比IMF小得多，大约只有15个。这样能够非常有效地应对冲突。联合国相关组织的成员数量太多，效率比较低、难于沟通和建立信任。就像一个足球队那么多的人能更好地增强彼此的信任。因此，我不建议通过联合国下属机构、世界贸易组织或IMF来做这件事。

　　CBN：这个建议有没有实现的机会？

　　布劳恩：目前，这已经不止是学术建议。G8+5峰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且有益的提议。峰会决议认为，这应交给适当的学术机构进一步研究。我们IFPRI正在做这件事。

　　中国应严格规划管理土地用途

　　CBN：中国对耕地的保护非常严格，至今执行“18亿亩红线”政策。不过，与此同时开始了土地流转。你认为这些举措对粮食安全有何影响？

　　布劳恩：对粮食安全来说，一个有效率的粮食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在过去30年中在土地使用方面有重大变化。我注意到，现在转租等方式非常多。

　　另一方面，非农土地使用必须非常谨慎。在西方国家，比如德国，土地用途的界定非常明确，管理非常严格。这一目的是既要管理市场，保持资本在农村，又要防止土地集中，因为土地集中伤害穷人权利。我认为，应该有严格的土地使用规划制度，按规划使用非农用地，防止土地集中。

　　在世界范围内，土地价格增长非常快。在非洲，现在一亩好地大约500元人民币，巴西是2000元，乌克兰是3000元，德国是1万元，印度是1万～1.5万元。当然，中国没有一个真正的土地市场，因为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并不归农民。不过，中国的土地价格至少与印度相当，很可能高于印度，也就是说高于1.5万元/亩。这让我们认识到土地的价值。

　　我认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重点是土地权利的界定与买卖。一方面要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也要保护好贫困农民的生计。这两点要平衡好非常困难。土地转租买卖要建立在土地管理基础上，即土地用途必须要严格按照规划管理。总体上说，中国土地政策走在不错的方向上。

　　合作：海外购地的替代途径

　　CBN：你对中国企业海外购地尤其是在非洲置地，有何评论？

　　布劳恩：非洲粮食增产需要知识、投资和基础设施，而这些都是非洲国家欠缺的。非洲农业急需稀缺的资金。这就是为什么称非洲农业为“半封闭型”——生产者与消费者基本上都是农户，没有能力为更大范围提供粮食。这样，风险非常高。只要天气变化，昆虫入侵，就会有饥荒造成死亡。因此，需要引入市场（指贸易）和投资（指购地）。这将更安全、更有生产力、更维护穷人利益。非洲有有价值的土地，而中国没有额外土地；中国有闲置的资本。

　　中国企业的资本与非洲土地有两种结合方式：一种是占用5000个农民的5000公顷土地搞大种植园；另一种是与5000个农民合作，每个农民耕种自己的一公顷土地。我想，后一种方式的产出与大种植园是一样的——这是一种替代途径。

　　不过，非洲需要在卖地问题上谨慎。IFPRI在我的牵头下，对跨国土地买卖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五点建议：第一，土地买卖要透明，要使当地农民有知情权，而不仅仅是政府对政府的买卖。第二，要尊重当地风俗和传统权利。第三，新购入土地上的粮食生产必须符合可持续和环境友好原则。第四，生产出来的粮食应该在本地进行销售，而不是拿来出口，尤其是有饥饿状态出现时要禁止从非洲出口粮食。第五，要与当地投资者共同开发基础设施，建立一种共同所有的概念保护当地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