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粮价不断上涨、粮食安全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到非洲、东南亚和拉美地区“种地”成为一些国家政府和企业的战略选择。我国一些省份和企业也正在探索海外“种地”的有效模式。重庆老挝农业园于2004年建立，承担着农业企业“走出去”、三峡移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对老挝农业援助的重任。然而，由于体制和政策等因素的限制，在当年试种成功后，该农业园项目至今仍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规划项目难以按计划推广实施，严重挫伤了重庆企业和老挝合作方的积极性。

　　实际上，重庆老挝农业园的困境只是目前我国农业企业海外“种地”遭遇重重障碍的一个典型事例，反映出的是海外“种地”国家战略的缺失。有关专家呼吁，我国亟待建立海外“种地”国家战略，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突破体制政策障碍，多方支持我国企业进行海外“种地”。

　　重庆企业老挝种地四年难修正果

　　中国重庆(老挝)农业综合园区项目于2004年开始实施，是当年中老两国签署的十一个合作项目之一。按照规划，园区面积5000公顷，包括种植业、水产业、加工业等7个具体项目，建成后年销售收入为771万美元，年平均利润65.5万美元，年缴利润水18.2万美元，并能吸收一万名劳务人员，可有效解决重庆三峡库区移民剩余劳动力问题。

　　这样一个看上去政府、企业、农民和老挝当地政府及农民多方共赢的大好项目，却历经四年陷入困境：项目停滞在当年试种成功的43公顷规模，4家入驻企业中3家已基本退出，重庆与老挝合作双方陷入僵局，而原计划到2009年应达5000公顷规模。

　　重庆市对外贸易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经济学博士王济光一直在为园区而四处奔走。他告诉记者，园区全部建成需配套的水渠、道路、灌溉设施、仓储库房、培训中心等公共基础建设投资为1.2亿元，要求农业企业来投是不合理也不可能的，而基础设施不搞起来，园区就无法顺利发展。

　　在首批入驻的4家企业中，重庆中一种业有限公司是唯一一家还坚守在园区的企业。该公司副总经理文守云说，试种的杂交水稻产量平均为500公斤/亩，比老挝当地水稻产量高出一倍多。但由于项目停滞，现在只留了四五个人守着那43公顷试种的田地，没有仓库，收获了粮食就任由当地农民随便收割，自己也卖一点补贴运营费用。文守云说：“还是很看好那个项目，留人也是期待哪一天能重新推进，对企业来说就是一次机遇啊！”

　　记者调查了解到，为了打破僵局推动项目实施，重庆市政府及有关方面多次与国家有关部委和老挝合作方商议。今年5月重庆市政府再次派专门工作组到老挝就园区合作种植小油桐建立生物柴油基地等问题达成共识，试图重振园区。一些种植、养殖、农机和摩托车生产企业仍对该园区表示出极大兴趣，好几家企业到老挝实地考察。但由于上述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园区发展很难有实质性突破，企业都处于观望中。

　　海外“种地”受困体制政策障碍

　　重庆老挝农业园的困境其实是目前我国农业企业海外“种地”遭遇重重障碍的一个典型事例。王济光说，海外“种地”不应该是单纯的企业行为，而应该是国家战略与企业行为的结合，因此海外“种地”受阻是关乎我国粮食安全和企业海外发展的重大问题。

　　王济光指出，目前我国企业海外“种地”主要受阻于四个方面：一是海外“种地”需前期投入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和荒地开垦等工作，而企业出于经营成本和利润不可能负担得起。我国现在虽然对非洲和东南亚地区都有援助和援建项目，但并未与海外“种地”项目有机结合，在资金和政策扶持上没有特殊考虑和安排；二是农业企业在国内开展农业项目享有的多项优惠政策和支持到海外反而没了。例如农业企业在国内开展高科技农业项目可获科技部门支持，扶助农民项目可获农业部门支持，贷款和融资也有相关银行和金融部门的支持，但去海外反而享受不了这些支持和政策；三是海外“种地”涉及当地的政策等需要国家层面解决，例如本地用工比例偏高、粮食等农产品进出口受限、返销国内征收高额关税等等。

　　中国援建坦桑尼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项目是由重庆中一种业有限公司和重庆市长江农工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重庆中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承接的，是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政府承诺的10个援建非洲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项目之一。文守云正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现兼任重庆中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