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末，发生在韩国的黄禹锡干细胞事件，历经五年，目前真相已逐步接近事实。西方科学共同体从最初认定黄禹锡克隆人体干细胞造假，到现在承认黄氏在干细胞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发现，最后仅以黄禹锡违背获取女性卵子伦理规范草草收场。韩国为此延缓了通过举国之力发展人类生物工程的计划，世界为此争得了几年时间，慎重思考人类生物工程发展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应对措施。

　　黄禹锡干细胞事件充分表达了西方科学共同体在人类克隆领域的集体焦虑。黄禹锡是十足的韩国制造，没有西方教育培养的实质性履历，西方科学共同体无法为其套上技术失窃的小鞋。而大部分活跃在东方科学技术领域的专家学者，留学海外是其归国后占据科学资源的关键资本，但其个人很少意识到自己也可能是西方放水养鱼的试验品。一旦工作研发有所成就，他们曾经就学就职的西方学界、业界和政界，绝不会放弃本属于自己的专利保护和行业机密的追诉权利。西方科学共同体一方面受限于本国政府严厉的转基因克隆研发政策，不得不放缓发展的步骤；另一方面又担忧，远东地区高速发展的生物工程技术，同时占领了技术话语和市场份额。

　　转基因种植项目和干细胞医药项目代表性地体现了西方世界的基因工程战略。前者不受本国法律法规的限制，跨国集团直接将其产品和技术推销到发展中国家；后者的西方战略相当被动，减缓远东地区生物医药克隆技术，同时迫使本国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修正相关限制性条款，是西方利益共同体后来居上的杀手锏。

　　最为关键的是，鉴于过去半世纪中发生的技术突破与危机四伏，人类是否一起做好了准备迎接一个克隆时代的降临。

　　科学金牌并不单纯，既有烫手的奖杯，也有难言的苦衷，不能提倡有牌必争的竞赛主义。科学技术的大旗下面，排列了无数的利益实体，他们的诉求，时时刻刻对科学团队增加着压力。工业化以前的科学先驱，他们或者为了个人兴趣，或者为了辨明一条规律，科学就是信仰，是讲究实证依据的崇高情结。但是清白的科学技术一旦被资本盯上，被政治圈养，被纳税人监督，就难免堕落成工艺手段，而后者是可以讨价还价，甚至被不同利益共同体绑架利用的。事实上，对于守卫最后科学净土的学者，科学金牌既非人人想念，更非人人敢拿。在这个利益交汇、文明冲突、生存危机、市场暴利的年代，除了把握科学技术，更要讲究科学伦理，健全科学文化，这是全球共同利益的最终底线。

　　今年春节，聚餐桌上谈论最多的电影有两部，《孔子》与《阿凡达》。

　　孔丘以后，儒家是否说服了权贵，不敢说，但权贵一直利用了儒家，是肯定的。江晓原先生观摩了《阿凡达》后感叹到：一部让异形战胜人类、让神灵战胜科学的影片，竟然能够在西方和中国同时大受欢迎，这是令人欣慰的。《阿凡达》的“反人类”，是对人类自身的弱点和劣根性进行反省、进行批判而已。《阿凡达》的“反科学”，是用电影来表现西方世界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科学技术进行的种种反思而已。曾几何时，科学是如此的被全世界人民所热情歌颂和崇拜，但是发达国家的思想家们，从二十世纪中期就已经开始了对科学技术的反思。哈耶克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呼吁要警惕“理性滥用”，再往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掀起的思潮席卷西方，不仅在大学中可以靠“反科学”谋得教职，而且在大众传媒中，“反科学”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允许在科学问题上，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讨论转基因稻米的吃与被吃，其实更重要的是为全社会提供了科学哲学与科技政策的反思契机。当科学与技术已被卸下了崇高的面具，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在水稻基因该转还是不转，而是要求我们更多地关注人类本身已有的基因表达，建立科学伦理的规范，保留文明自身的特点。人类，特别是掌握了特殊资源和技术的所谓精英，如果欲望节制无度，与同类比权势，向自然争主权，人类迟早要毁灭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