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墓保护的资金困局

　　也正是考虑到曹操墓可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更多舆论观点将矛头指向地方政府进行曹操墓发掘背后的商业逻辑，称曹操墓开发的背后是“政绩工程”、“利益驱动”、“活人赚死人的钱”、“又一个周老虎”。

　　“商业开发和文物保护并非对立，都是文保工作中两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只有具备系统科学的开发规划的文保项目，才符合现代人文主义的要求，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完整的文保规划。”裴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在中国目前的文物保护投入体制下，对于文物工程的开发规划更显迫切和必要。裴钰给出的例子是，甘肃省有各种不可移动文物13284处，其中国家保护单位22处，省级保护单位446处，市县保护单位2950处，合计各种保护单位3418处。但该省每年固定的文物保护经费只有100万元，平均每处292.5元，杯水车薪，文物保护与管理难以为继。

　　又如河南省洛阳市博物馆拥有馆藏文物40余万件，由于受场地、资金等因素的制约，只有极少部分才能与游客见面，加之资金缺乏、设施陈旧、维修不力等原因，导致了文物损坏的例子很多。

　　与甘肃和洛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下称“成陵”)， 到2007年，成陵旅游区开发和陵园保护、修缮、建设的总投入已经达到7.8亿元，成陵占地面积由1.5平方公里增加到10平方公里，控制面积达到80平方公里，其中陵园占地面积比开发前增加了一倍；文物古迹的修缮陆续圆满完成，文物景点由开发前的14处增加到27处。

　　成陵在2001年启动开发，当年农牧民人均收入只有2500元，成陵开发6年后，即2007年，当地农牧民收入已经达到6287元，增长了151%。

　　“没有产业开发‘输血式’的支撑，成陵的文保不可能做得这么好。帝王陵墓商业开发所释放的民生效益之巨，可见一斑。”裴钰说。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有一个判断：“(文保)工作需要大量手段，而列为保护对象的财产的所在国却不具备充足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力。”在裴钰看来，这个判断符合中国文保的现状，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第三世界国家，仅仅凭借国家财政不足以支撑整个文保工作。

　地方政府的考量

　陵墓开发的商业风险

　　针对可能发生的地方政府发掘帝王陵墓的热潮，裴钰也提醒，对于帝王陵墓的寻找和开发风险很大，一个陵墓是不是帝王陵墓，很多都需要在发掘以后才可以被证明，但在发掘过程中就需要很大投入，一旦后被证明不是所寻找的帝王陵墓，巨大的投入就可能“打水漂”，这将对本来就很窘迫的地方财政造成较大损失，“所以，还是要量力而行”。

　　先期投入的风险，在曹操墓的发掘中，也一度使安阳市倍感困扰。

　　2005年，河南省每年的文物保护经费只有882万，省内有国家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就达763处，每处的年经费只有1万多元。所以，当时为发掘曹操墓而四处筹集资金的河南省原文物局局长常俭传很清楚，依靠河南省这些文物保护经费寻找曹操墓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2008年11月6日，常俭传给安阳市委书记张广志及市长张笑东写了一封信，寻求安阳市政府支持，并在信中作出承诺，“如果一旦发生我的建议失误，而导致您的决策失误，我有勇气向您二位和安阳人民作检讨。”

　　2008年底，安阳市委书记张广志、安阳县县长徐辉前陪同河南省副省长张大卫悄悄前往挖掘现场考察。但对于挖掘的投入资金，安阳市委指示安阳县自行解决。到2009年3月，安阳县已经投入了40万元资金，但仅仅搭建大棚就要花200万。

　　正在资金告急时，2009年3月，安阳市考古所所长孔德铭的一个朋友拿了一件从黑市上买的文物让他鉴定，这就是写着“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铭文的石碑，这一发现最终促成了安阳市下决心拨款支持挖掘曹操墓，在之后的市长办公会上一次性加拨资金1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