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泓霈

　　对于农民的反哺，需要做的很多。总而言之一句话，整个社会既然享受到了农民的恩惠，就应该多创造条件、多播撒爱心、多施展回报、多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让农民群体也能在现代生活中享受起来、幸福起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4月5日至6日在河北考察农业和春耕生产时指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中国的粮食储备是充裕的。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依靠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4月7日《珠江晚报》)

　　专家预测，“中国每年大概需要5亿吨粮食。中国粮食需求这样大，粮食自给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都会引起国际粮价剧烈变化”。

　　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人口大国”还是打破了外国专家“中国能否养活自己”的质疑：“中国储粮比世界平均多一倍”。中国的农业发展还没有达到集约化和完全机械化水平，支撑雄厚粮食产量的仍是传统农业和少部分机械农业，靠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含辛茹苦，这就尤其值得敬仰。社会在感恩农民的同时，也该为这些“中国经济的脊梁”做点什么！

　　事实上，对农民怀有敬仰是公民不可或缺的性格构成，是源于“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吃粮思农”。可这种朴素情怀一旦和社会结合，常会产生一些令人不解甚至是愤怒的社会歧视：进城的农民工为GDP作出了突出贡献，城市给予他们的多是冷漠；打工常受“工资克扣”和“用工虐待”；农民进城卖瓜、卖菜等，常常受到城管人员的阻拦。社会用有色眼镜看待“社会恩人”，捆绑住了与生俱来的同情心和慈善情怀。

　　为了尽可能让现代农业、生态农业发展驰上快车道，社会理所应当履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举措。专家认为，“工业反哺农业”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制度反哺”。彻底改革城乡分割体制，建立城乡统一制度，在制度上保证农业和农村不再向工业和城市进一步“输血”。尽快改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不利地位，使农业的剩余不再过度流向工业；第二，“产业反哺”。统筹考虑非农产业发展和农业发展，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适合农民就业的非农产业，以此不断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使农业的就业比重尽快下降到30%以下，缓解农村人地矛盾；第三，“收入反哺”。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财政投入和信贷支持，建立城乡衔接的福利保障体系。可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工业反哺农业”，除落实了“收入反哺”，减轻了农民负担，“制度反哺”和“产业反哺”的作为都不够积极，调动非农产业、服务业为农民提供包括价格、财税、信贷等权益支持，就更少了。为农民提供物美价廉的农业机械，为农民免费提供农业器械更是一种奢侈。特别是农业税免除后，地方政府的服务职能受到萎缩，可相应的帮农、助农举措并没有得到货真价实的跟进。这是需要改进的。

　　为了给农业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农村医疗保障问题应得到创造性发展和改进，真正让农民“看得起病”，拥有强健的体魄，这是以人为本的政策底线，更是农业发展的必然。可事实上，现在农民看病仍是“小病拖着，大病看不起”，“因病致贫”屡有发生。虽然农村基层实行了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救助效应却非常有限，程序繁琐，思想保守，根本没有将之当作公益延伸，而是当作被迫实行的改革跟进。前几天看到一则农民夫妻投江自杀的新闻，就源于这种“救助虚无”，一家三口人都患有严重疾病，花费12000元，只报销了800多元。所以，基层政府应该充分挖掘农村医疗制度的灵活性和公益性，简化报销程序，敢于花钱，舍得投入，真正让这项制度成为“农民满意”的好制度。

　　据报道，2007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140元，比上年增长15.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5%；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86元，比上年增长17.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2%。前者的人均收入仅相当于后者的30%，由此可见，农民人均收入远远低于城镇市民。养育了中国的“功臣”却不能得到应有的经济增收，这会降低他们继续养育的积极性。所以，最好的社会反哺就是提高农民收入，通过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等经济政策的调整，通过减负增收等途径，让他们的腰包早日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