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谁来种地’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3月20日，在“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座谈会现场，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不管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还是两院院士上书中央，以及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的热议，都表明了这个现实问题的重大与紧迫。

    当天，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政策研究室、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农业部、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在京召开此次座谈会，研究将来“谁来种地”的战略问题。    

    剥离农民的身份属性回归其职业属性

    据统计，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与此同时，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青壮年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农业收入占农村家庭收入的比重，都降到了50%以下。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二组组长吴宏耀说，这是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事件，必将给农业农村发展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006年，在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时，50岁以上的农业从业人员上升为32.5%，较1996年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提高了14.4%，平均每年增长1.44%。据统计，到2010年50岁以上农业从业人员已经达到40%，自2006年以来平均每年以2%的速度增长，到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时，农业劳动力中50岁以上者所占比重将超过50%。

    中部某地级市负责人向中央调研组自揭“家丑”地说，过去常说留守农村的是“三八”、“六一”、“九九”队伍，还有一种说法是三支队伍进城，“五鬼”闹乡村。即农村有资金的人、有知识的人与有姿色的人都进城了，留在农村的几乎是老人、小孩、懒汉、单身汉与丑女人。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原所长张晓山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不应该出现凋敝的农村景象，这与现代化建设极不相称。农村应该是一个繁荣的社区，有一批年富力强的职业农民。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一定要剥离农民的身份属性。”吴宏耀说，过去，农民既是与工人、知识分子并列的一种职业称呼，更是城乡二元结构中的重要一极。现在，首先是迫切需要进行政策与制度的顶层设计，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积极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回归农民的职业属性。

    其次是提升农业的吸引力。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尽快使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粮食主产区的财力水平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务农农民的收入接近外出打工者的收入。

    第三是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积极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使传统农业变为高效农业、生态农业，变成一种幸福的产业，吸引有志青年投身农业，成为新一代职业农民，获得较高收入，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

    农民教育培训要接地气不离乡不离土

    毫无疑问，随着社会各界对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越来越重视，农业劳动者的素质问题越来越突出。

    据统计，到2011年农民工数量已达到2.46亿人，而且每年还在以900万～1000万的速度增加，但务农农民尤其是高素质的青壮年农民数量却急剧减少。浙江、江苏务农农民平均年龄已达到57岁，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占到70%以上。务农农民成了国民素质的“洼地”与“短板”，高效率农业设施装备难以利用、高水平农业科技成果难以转化，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

    中国农民要成为职业农民非常不容易，真正的职业农民比合格产业工人的要求还要高。因为新型职业农民除了是生产者之外，还是农业先进科技的应用者、农业生产的投资者、农业经营的决策者、农业生产市场与自然风险的承担者。

    张桃林表示，发展现代农业根本出路在科技，关键在人才，最基础的就是要培育有科技素质、职业技能与经营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这是培育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培育农业现代化与发展村的必然选择。

    我国农业劳动力2.46亿人，目前每年能够接受系统培训的只有1000万人左右，覆盖面还不到5%。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报告指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要与农业职业教育专业化有机结合；与农业规模经营推进有机结合；与国家支持“三农”政策力度有机结合；与专门扶持政策有机结合；与扶持一般农户发展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