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工已逐步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但是，在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不想只做城市的过客，他们渴望融入城市。而现实是，城市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在户籍制度、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门槛。对此，出席全国两会的政协委员们纷纷把目光聚焦这一特殊群体，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建言献策。

　　门槛一：户籍壁垒

　　让农民工“市民化”

　　【问题】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虽然长期在城市工作，却始终不能为城市所接纳。

　　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是户籍制度的改革，而户籍制度改革的本质是两种不同福利体制的改革。在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中，户籍虽然只是一个标识，但标识的背后是城乡两种待遇悬殊的福利体制，如果可以把它换算一下的话，城市的福利体制要高于农村的福利体制，这两者的差额就是户籍的价格。

　　【对策】从户籍改革入手，加快制定农民工落户城市的政策，同时，可先让农民工在中小城市市民化。

　　“户籍制度改革关乎中国社会管理模式的根本转变，要改但必须慎重稳妥推进。”农工党中央在提案中建议，由统计、民政等部门组建“国家人口管理委员会”，整合各方资源和职能，实时掌握和管理人口的迁移变动和产业人口布局，为制定户籍改革政策提供科学论据。

　　台盟中央则强调，变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为户籍自由登记制度，赋予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同等社会权利。

　　“‘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能承受得住2亿多农民工的涌入吗？”有人提出质疑。

　　对此，茅永红委员建议，可通过构建“能人回流”、要素聚集的体制和机制，在全国2800多个县级市县区中，依托县城建设一批10万人至30万人的城市，让农民工在户籍所在地市民化。

　　门槛二：技能培训

　　没有能力就没有一切

　　【问题】农民工技能水平总体偏低，职业培训渠道不够畅通。

　　企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对高技能农民工需求旺盛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年限短、专业技能水平低的矛盾，导致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就业难题。

　　民建中央提交的一份提案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平台缺乏，职业技能提升乏力。提案举例说，陕西省300多万新生代农民工中，受过职业培训的比例仅为36.9%，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从事低端行业。

　　另外，目前大多数职业培训机构所设置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班，都是以初中级别的培训为主，培训项目、时间和质量都难以保证。在人力资本投入方面，企业给予农民工的帮助也极其有限，培训能力严重不足。

　　【对策】提升技能需要社会、企业、农民工共同努力。

　　王书平委员认为，应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吸引更多的专业教育机构、社会培训机构和民间资本参与，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出资、各类相关教育机构共同参与的专门化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体系。

　　王玉佩委员指出，要鼓励支持农民工输出地政府大力兴办职业技校，免费进行技能培训，为他们进入城市提供准备。对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和社会力量，有针对性地免费为他们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融入城市的综合能力。制定相应的政策，对农民工创办领办企业实行税负减免和奖励补贴。

　　门槛三：社保待遇

　　公共服务不能遗忘农民工

　　【问题】劳动就业、公共服务、社会融合等方面诸多福利差异，让农民工缺乏安全感。

　　上海一项调查显示，占77.5%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爱上海”，超过半数想做“新上海人”，但认为已成为“新上海人”的只有30%多。其主要原因在于福利制度的诸多差异，让他们时刻感到与城市人的差异。

　　“农民工大部分从事粗、重、脏、累、苦和高危险性工作，养老、医疗、工伤等保险制度对他们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全国政协委员迟宝荣呼吁，重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对策】彻底消除户籍与福利待遇挂钩的状况，改变福利待遇“两栖化”。

　　“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全国政协委员李彬建议，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就业管理服务体制，对新生代农民工实行输入地管理，在制定公共政策、建设公用设施时，统筹考虑他们在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方面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