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北京市将有2016名大学生“村官”从1853个行政村结束三年任期。他们是北京市第一批大学生“村官”，有人将他们比喻成新时代上山下乡的“知青”。再过三个月，是考上研究生或公务员、找工作，还是续签，他们将重新作出人生的一次重要抉择。

        履职三年，“新知青”给农村带来了什么？农村又改变了他们什么？3月19日，本报记者特地探访了一名大学生“村官”，听这个地道的北京籍城里孩子，讲述在房山区做村官3年的酸甜苦辣以及对未来的忐忑不安。

　　从“去与不去”到“走与不走”

        位于北京远郊的房山区东北部的青龙湖镇石梯村，因为京石高速路的贯通，与北京城区的车程一个半小时。毕业于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吴琼现在是石梯村的村支书助理。

       上午9时，走进石梯村，记者打听吴琼的住处。“我知道，跟我走吧！”村口的大婶很热情地带路。刚到村委会办公楼门口，大婶喊了一嗓子：“大学生，有客人来了。”只见一个穿套头帽衫、黑色牛仔裤的“小平头”跑了出来。他向记者伸出双手，用力一握：“我就是吴琼”。

        吴琼的宿舍紧邻村支书的办公室，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两张单人床上被褥叠成了不太标准的“豆腐块”，两张简易桌子上除了一台电脑外，还堆满了文件及肥皂等生活用品。他与另外一名村官、来自浙江宁波的卢胜辉合住在这里。

        吴琼今年25岁，家住木樨园，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从小一直都生活在城市中，所学的专业也是和农业毫不沾边的青年教育。2005年12月，吴琼在学校的告示栏里看到招聘“村官”的消息。经过了笔试、面试后，吴琼成为北京首批大学生“村官”中的一员。“你是北京人，又不要解决户口，考‘村官’干吗？”吴琼没有理会同学的疑问，还是兴高采烈地把考上“村官”的消息告诉了父母。

        本以为父母会高兴，没想到他们的脸色却沉了下来。“妈妈告诉我，农村工作不是三五年就能出成绩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三年任期结束后还将重新择业。”母亲的话让吴琼有些犹豫，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三天，去还是不去在他心中反反复复了许多次。“那时候，薪水是多少不知道，当支书助理和主任助理究竟要干啥也不清楚。”吴琼把选工作比成找女朋友,“可以不找，但是不能让自己腻歪。”三天后，他满脸笑容地“出关 ”了。“我打算试试。对我来说，这是个全新的挑战，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触基层工作，还可以开阔视野，积累经验，这样才能实现我自己做CEO的梦想。”

        3年后，母亲的话得到了应验，当了三年“村官”的吴琼果然站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上。而自2008年下半年起，每次周末回家，母亲唠叨的话题不再是抓紧找女朋友，而是变成“想找工作还是留下？”吴琼的回答总是“让我再想想。”然后便低头不语，逃到自己的小屋，戴上耳机把音乐声调到最大。“每次回家都要问我是走还是留，我自己都还没想明白呢。”

        当初不知农村 现在害怕社会

        将近12点，吴琼开始忙活午饭，一旁的卢胜辉还没等第二个菜上桌，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吃起来。三年前，吴琼连炒鸡蛋都不会，“现在做10个菜没问题，红烧肉最拿手了。”

        招商引资、创建工厂、发展商业……几乎每个大学生“村官”都是带着“改变一方面貌”的宏伟理想上任的。“ 但实际工作开展以后，我们逐渐明白，农村工作实际上就是从身边的琐碎小事做起的。”吴琼刚到村里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插不上手，只能做些沏茶倒水、接待客人、打印文件之类的事情。“工作一段时间后，才开始变得更加理性和务实，静下心来学习和调研。”

        吴琼坦言他不喜欢“村官”这个称呼，“我们不是官，至少我没有把自己看成官。我在这儿啥活儿都管，民调治保、招商、写工作报告，甚至连计生都要管。”吴琼还记得第一次敲开村民家门送计划生育宣传册时的尴尬，他低着头把宣传册塞给村民后，只是笑笑便匆忙离开。吴琼说，大到村子的建设、经济发展、文明建设，小到婆媳关系、邻里纠纷、民生民情都需要了解，“有的时候村民家的猪丢了，都会来找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