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城市化的浪潮中，农村土地问题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农村矛盾的焦点。如何在保护好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条件下，构建农民的权利体系，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权利和农村土地制度的根本问题。

农民权利是个体系

　　我国30多年农村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农民权利是个体系。它至少应由经济收益权、社会管理权、社会福利权等构成。同时，农民权利体系的构筑必须建立在农民财产权的基础上。

　　在农民权利体系中，经济收益权是农民权益中最基础的部分。这种收益权与农村的生产要素相联系，一方面它表现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另一方面则与土地的流动相联系。前者是劳动力价值的体现，是农民的劳动收入，后者是农民财产价值的体现，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社会管理权是农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农民要实现这个权利，必须要有参与的动力，同时必须组织起来。而这两者都与农民的财产权密切相关。只有当农民有了财产的时候，为保护自己的财产他们才会有参与的动力;为实现自己的财产权利，他们才能够组织起来，用自己挣得的话语权，来与比他们强大很多的公司谈判和与政府对话。

　　社会福利权是农民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权利。尽管农村现在取消了直接的农业税，但农民依然是间接的纳税人，依然有权利享有政府提供的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农民还是有选举权的公民，虽然目前他们能够直接选举的只是村级自治组织的领导人、县人大代表和部分试点的乡镇党委、政府领导，但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目标，就是要将这种直接选举，逐步在乡镇、县甚至更高层级的政府推开。这样看来，广大农民逐步对各级政府领导地位的决定权，可以对政府产生为农民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的倒逼作用。

　　对农民来说，他们最主要的财产就是土地。但是，如果农民的土地是外在于他们财产权利的时候，也就是说，如果农民的土地可以被政府或者其他社会集团随意调整、侵占、剥夺的时候，农民的权利是很难实现的。只有当土地真正成为农民的财产时，即土地真正是“我”的，而不是“我们”的时候，农民从土地收益的获取中，就会生发出对社会管理参与的强烈要求，用参与社会管理来保障自己合理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农民在对其土地财产权的维护中，自我组织程度的提高和参与意识的增强，也对承接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这样一方面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另一方面农民也将逐步获得与市民同样的社会福利权。

还权于民要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入手

　　成都市是国家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区，为适应我国城市化进程和土地流转需要，2008年，他们率先在农村开展产权制度改革。

　　首先，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确权领证”。每户农民要有权属证明，这是土地流转和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前提和基础。确权后，土地从此“生不增、死不减”，不再调整。之后不论征用还是流转，都遵循“占谁补谁”的原则，收益不再集体平分，而是归农户本人。这些权属证明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长期不变的土地使用权和土地确权，将土地权利给予了个人。

　　其次，当农民的资产能产生更高价值的时候，就需要新的机制来保障农民的话语权、自主权。成都农村的“农民议事会”正是在确权的过程中，从民间自发产生的。2008年确权工作刚启动时，各村一度矛盾重重，无法推进。最后，农民自己想出了办法，他们推举出一些他们心中有威望、信得过的代表，入户调查、实地测量、调解纠纷，最终解决了确权难题。由此，农民议事会成为农民自我管理的社会组织。

　　第三，在土地整理和自治的基础上，农民开始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在成都农村，农民住宅建设有“统建房”和“自建房”。统建小区和新农村的外观风貌、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由政府解决。拆迁、补偿、建新区的资金主要来自两个途径：一是土地流转后的租金收入;二是土地整治后多出来的土地形成的收入。

　　通过土地整理，农村基本达到了村容整洁、道路、通信、环境、垃圾处理等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民通过土地整治，不仅有固定的土地出租收入，而且每年还有近万元的打工收入。村组两级成立农民议事会，实行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虽然农民住进小区生活成本增加了，但是和以前种地比较，收入还是增加更多。